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日產量1.9億片翻了超4倍:幼兒教育玩具

時間:2023-12-06 20:27:23 作者:幼兒教育玩具 熱度:幼兒教育玩具
幼兒教育玩具描述::出新研究: 頭條新聞 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日產量1.9億片,較月初翻了超4倍 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王江平表示,解決正常用藥是當前醫療物資保供的重中之重。針對前期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等藥品需求短期集中的情況,工信部立即動員全系統和相關的原料、制劑生產企業,迅速部署,壓實責任,緊抓快干,增產擴能,全力保障這兩類重點解熱鎮痛藥的生產供應。目前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兩類解熱鎮痛藥的產能產量大幅度提高。目前日產能已經達到了2.02億片,產量達到了1.9億片,與12月初相比翻了超4倍。 新聞來源:澎湃新聞 2023年春運:不再查驗乘客健康碼 2023年綜合運輸春運從1月7日開始,至2月15日結束,共40天。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春運工作專班印發方案規定:不再對乘客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不再實施乘客測溫。嚴禁在公路上非法設置各類檢查卡點、隨意攔截車輛。 新聞來源:央視新聞 北京2021年平均工資領跑全國 近期,國家統計局編著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2》公布了2021年31省份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06837元,首次突破10萬元大關,比上年增加9458元,名義增長9.7%,與2012年的46769元相比,增加超過一倍。 城鎮非私營單位中,北京、上海、西藏、天津、浙江、廣東、江蘇、青海、寧夏、重慶等10個省份的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超過10萬元,其中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平均工資均超過19萬元,西藏位列第三,超14萬元。城鎮私營單位中,同樣是北京最高,超過10萬元;其次為上海,超過9.6萬元。此外,天津、江蘇、浙江、廣東、西藏等省份平均工資在全國水平之上。 新聞來源:人民日報 輝瑞明星抗新冠口服藥醫保支付價格下調至1890元/盒 輝瑞明星抗新冠口服藥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即Paxlovid) 醫保支付價格已由2300元/盒下調至1890元/盒。Paxlovid于今年2月在國內獲批上市,此前曾以2300元/盒的價格被臨時納入醫保,低于其在美國的定價。 新聞來源:科創板日報 B站副總裁王昊離職,加入智聯招聘任CTO 據接近B站的人士透露,B站副總裁王昊已經離職,加入智聯招聘擔任CTO一職。12月28日將舉行的《2022數字化發展峰會》嘉賓中,王昊以智聯招聘CTO的身份在列。另外,王昊脈脈的個人賬號,于11月21日更新了其在B站任職的認證經歷,以及新擔任的職務信息。 新聞來源:Tech星球 蘋果股價創2021年6月以來新低,因iPhone供應問題 據報道,美股當地時間12月28日收盤,蘋果公司股價下跌1.4%,創下2021年6月以來的最低水平,近期一家主要iPhone工廠的停產,引發市場對iPhone供應的擔憂。摩根大通當天早些時候認為,iPhone的供應情況正在改善,“并慢慢走向與需求持平”,盡管蘋果在每年這個時候通常“在實現iPhone供需持平方面走得更遠”。 新聞來源:彭博社 馬斯克回應推特宕機:推出了重要的后端服務器架構更改 當地時間周三晚間,部分推特用戶使用網絡瀏覽器訪問該平臺時遇到技術故障,這可能是兩個月前推特被馬斯克收購以來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宕機,超過1萬人受到影響。在推特上,#TwitterDown成為熱門話題。幾個小時后,馬斯克發推稱:“推出了重要的后端服務器架構更改,推特應該感覺更快。” 新聞來源:新浪財經 阿里巴巴進行新一輪組織架構調整,集團CEO張勇負責阿里云 據獲悉,阿里巴巴集團已于今日宣布新一輪組織架構調整,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兼CEO張勇發出全員郵件,并將新年關鍵字定為“進”。本次調整,主要變動發生在B系,涉及阿里云、達摩院:張建鋒不再擔任阿里云總裁,轉而負責達摩院;集團CEO張勇將出任阿里云智能總裁,原阿里巴巴CTO程立離職,吳澤明接替程立擔任阿里巴巴CTO;張建鋒不再擔任阿里云智能總裁,繼續擔任達摩院院長,專注前沿科技探索;童文紅不再擔任CPO,蔣芳接替童文紅擔任阿里巴巴CPO,以上任命4月1日生效。 新聞來源:36氪 臺積電3納米制程在南科廠正式量產 據報道,臺積電12月29日在臺南科學園區舉辦3納米量產暨擴廠典禮,董事長劉德音以及逾200供應商與伙伴出席。臺積電的南科芯片18廠是5納米及3納米的生產基地,其中,芯片18廠5期至9期廠房是3納米生產基地。 新聞來源:界面新聞 “碳澤”完成數千萬元A輪融資 據獲悉,上海碳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完成A輪融資。本輪融資金額在數千萬元級別,由朗瑪峰資本領投,領航新界資本跟投。本輪融資后,公司也將持續進行產品打磨和市場拓展工作。據介紹,碳澤專注于安全運營領域,致力于以自動化的方式提升安全運營的效率和效果。 新聞來源:36氪 日本 VTuber 公司 Pictoria 完成 2.2 億日元 A 輪融資 近日,日本 VTuber 公司Pictoria 宣布完成 2.2 億日元 A 輪融資,累計融資金額達到 4.8 億日元。本輪投資者包括 Adways Ventures 和 B Dash Ventures。該公司表示本輪資金將用于加強招聘,以進一步加快其旗艦業務 AI VTuber 和以此為主題的 NFT 項目“NEN STUDIO”的建設。 新聞來源:新浪VR 海納AI獲數千萬投資 繼續領跑AI面試測評市場 近日,海納AI(Hina.com)完成數千萬元Pre-A輪融資,由阿米巴資本和集智未來聯合投資,本輪融資將用于產品研發投入和營銷體系搭建,進一步擴大產品滲透率和市場占有率,服務更多客戶。 海納AI作為“AI面試測評”領域的領軍者,致力于人力資源領域的產品及技術創新,為各行各業人才數智化、組織數智化提供助力,最終實現企業精準招聘、人才精準就業、學校精準培訓的愿景。 新聞來源:億歐網 Minerva Surgical獲得3000萬美元戰略投資 Minerva Surgical是一家女性健康設備研發商,專注于微創宮內治療。Minerva手術解決方案可用于各種醫療環境,旨在解決與替代治療方法相關的缺點,并通過避免不必要的子宮切除術來保護子宮。Minerva Surgical宣布獲得3000萬美元戰略投資,由Accelmed領投,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參與。 新聞來源:IT桔子 研究人員使用3D打印和干細胞制造眼組織 近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下屬國家眼科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利用患者干細胞和3D生物打印技術制造出了可支持視網膜感光的眼組織。這一技術為研究老年性黃斑變性等退行性眼病的發病機制提供了模型,將促進人們對致盲疾病機制的理解。 新聞來源:新華網 高德在全國近360城上線“綠燈導航” 據獲悉,近日,高德地圖宣布上線“綠燈導航”功能,可在用戶駕車導航至某些紅綠燈路段時,根據車輛當前實時位置、即將通過的紅綠燈路口距離、車流量等綜合信息,實時推薦建議的車速范圍。據了解,該功能實現的底層基礎是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連續穩定、精準高效的定位能力,以及依托人工智能、智慧交通等前沿技術構建的核心算力。目前,高德綠燈導航已在全國范圍近360個城市上線。 新聞來源:36氪 OPPO全球算力中心即將全面投運 東莞濱海灣新區官微消息,12月27日,OPPO全球算力中心剩余建筑群完成竣工驗收,即將全面投入運營。據介紹,OPPO全球算力中心總投資14.76億元,占地面積約106.5畝,規劃建設6736個8KW機柜和單園區12萬臺服務器,用于處理和存儲公司最核心數據。 新聞來源:界面新聞 披著虎皮的豬: 有時差,這里還沒到2023,我的心倒是穿越太平洋回亞洲了。昨日匆忙撤離紐約,沙發到了,然而床架子還沒有離開意大利過了大西洋據說會聯系我。2022實在是各種鬧劇,最終外灘躺贏,杭州7日隔離的恍如隔世,最后成為領頭羊的笑片歷歷在目不假。2022必須翻篇,擁抱大兔子年!!朋友們發我信息,的確覺得我是超級幸運的,感恩!!翻過去就是故事,圖一的朋友12/20一到紐約我已經提醒過她,旅行和生活的差異,沒想到她連旅行都不舒服。所以最初她說Uber司機可憐我們我就哼了一聲!!不至于!!圖二瓶子的上海同學,的確虧了一些(圖里屬于個人經歷,不是刻舟求劍,也不代表全部,我不就去哪里都很順利,還能遇到活雷鋒嗎)魔都90歲的姨媽陽了,低燒37.8一周,可以自己吐痰,其余沒有任何不舒服,她聯系瓶子爸爸問是否有抗生素。我找了醫生,實話進口抗生素完全沒有,國產的也是幾乎沒有就是魔都中心的實況。鐵桿等人根據老人目前狀況讓千萬不要到大醫院,高危密集。對于老弱病殘的洗牌是避免不了的,一切交給老天爺吧。通過這疫情,知道珍惜和家人的時間,活在當下就無悔了。剛才看有人說兒女在海外的留守老人,實話我以為尤其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坦然接受的,這的確與我們留學留洋接觸外界的經歷多少有關。但的確也是我家爺爺幾年前對我說的,作為一個家的正常運行模式,應該可以從新安排思考。他指出我家幾代人出國留學回國的不同經歷,導致家庭的影響。他是真心希望國家強大,我們不用移民導致家庭分散。我家一直說,和歷史比比我們什么都不是,我們只可以順勢而為,我們只可以努力做好自己。2022,我非常感恩,我覺得就是最近,瓶子幾乎把我對他的說教有了真正的反饋。瓶子自己學做了麻薯,供放在爺爺奶奶的照片前,他對前輩們感恩并且也知道傳承的意義和任務了。祝福2023Enya《May It Be》(《指環王1:護戒使者》電影主題曲) 網頁鏈接 @QQ音樂 用戶8952115082: 作者 | 黃海洲 李志勇 目前對于尋找全球貨幣體系新錨的探討,基本都集中于貨幣匯率的范疇,但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需要在更根本、更長遠的視角上思考和尋找。本文認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必須基于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尤其是數字化和低碳化方向。原文刊發于《比較》第121輯,本文為刪節版,全文請參見財新網。 1.當前全球貨幣體系面臨的挑戰 當前的全球貨幣體系是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塌之后,于1987年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2.0。在過去30多年里,布雷頓森林體系2.0為推進全球化和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布雷頓森林體系2.0面臨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戰,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包括美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失衡引發的高通脹,以及俄烏沖突爆發后相關金融制裁措施對全球儲備體系和全球支付清算體系的沖擊。 鑒于此,有人提出了新的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3.0,尤其是在俄烏沖突爆發以后。例如,波扎爾(Pozsar,2022) 認為,俄烏沖突催生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非俄羅斯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俄羅斯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在縮小兩者價差的努力中,只有中國大有可為,不僅能降低本國的通脹率,還能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相比之下,美國和歐盟的貨幣和債券將不再被信任,以美元為代表的“內部貨幣”(Inside Money)支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2.0正在塌陷,將被以黃金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外部貨幣”(Outside Money)支撐的物本位替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3.0版將依賴黃金和資源這些更底層的信用。 我們認為,尋找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必須基于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只有深刻理解全球貨幣錨的本質作用,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理論解。全球貨幣錨的本質作用有二:一是穩定長期通脹預期;二是支持和引導人類社會朝著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第二個原則是,只有善于利用全球貨幣錨的積極作用,才能找到問題的實際應用解。如果設計得當,全球貨幣錨能夠形成全球貨幣體系的自循環穩定機制,因此必須具有長期對沖通脹的效果。 基于此,大宗商品不應該,也不能成為新的全球貨幣體系錨。第一,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大,高波動取決于短期的供求關系和庫存情況,難以為價格體系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參考指引。同時,大宗商品資源分布不均,例如原油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和俄羅斯,貴金屬和有色金屬集中在南美、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等地,這導致資源的產出容易被控制,加劇價格的波動。實際上,商品價格大幅波動是常態,這如何能成為以“穩健”為目標的全球貨幣體系之錨? 第二,維持通脹水平和價格穩定,有賴于央行利用政策工具,控制貨幣的投放數量或利率水平。國家發行的貨幣是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在國家層面提供充裕的股權融資來支撐,這在法定貨幣(fiat money)體系下才可能實現。如果貨幣錨定在大宗商品上,等同于央行把國家股權發行錨定在大宗商品上。由于央行無法直接控制相關商品的產出,國家層面的股權融資和貨幣政策實施將受到很大的不必要限制。不管貨幣是基于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之前的金本位,還是設想的一籃子大宗商品,貨幣投放都是由國家層面增加債權來實現的,成本高、風險大,不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 最后,將貨幣體系錨定在大宗商品上,這等同于將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重錨定在傳統的資源行業,鼓勵資本繼續流向這些行業,這也是產業革命的倒退,不符合數字化和低碳化的發展方向。 現有的全球貨幣體系確實面臨一系列挑戰,不少問題仍亟待解決,尋找全球貨幣體系之錨是最困難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雖然尋錨之旅可能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就已經開啟了。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需要從更根本和更長遠的視角去思考和尋找,本文的分析將會提供這方面的思考和對策。 2.全球儲備貨幣的早期變遷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滿足幾個條件。第一,有競爭力,人們普遍對它有信心。這一點毋庸置疑,因為沒有人會使用前景不明、大眾普遍缺乏信心的貨幣。第二,該貨幣具備兌換便利性和本金確定的性質,即具備高度的交易流動性使其能夠對資產價值進行合理的預期。實現這一點需要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并且對國際市場充分開放,能夠完全自由兌換。第三,該貨幣能夠支撐起一個廣泛的交易網絡。這意味著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體量足夠大,并且與世界經濟體系高度融合。經濟體的規模越大,其貨幣的使用者自然也越多;如果該國同時也是一個主要的貿易國,那么這種貨幣的網絡外部性就會得到進一步增強。 在滿足上述條件之后,一國貨幣是否就應該考慮成為國際貨幣,并且進一步努力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呢?這需要從收益和風險兩方面來考慮。國際儲備貨幣的收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征收國際鑄幣稅,增加宏觀經濟彈性,提高政治影響力和國家聲譽等;風險則包括貨幣升值導致外貿部門競爭力下降,外部約束限制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靈活性,以及作為貨幣發行國的相關國際責任等。并且,根據“國家資本結構”的理論框架(博爾頓和黃海洲,2017,2018),一國發行的主權貨幣和以本幣發行的主權債是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票,而以外幣發行的主權債是資本結構中的債務。因此,如果能以國際儲備貨幣發行股票,將會大幅降低融資成本,因為發行貨幣只有事后的隱性通脹成本(發債則有事前的顯性成本);并且在國家層面,其貨幣(股票)發行越多,國家面臨的破產風險就越小,因為在遇到系統性風險時,相對更容易實現重組。 縱觀全球近代和現代歷史,一國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經濟規模。依靠強大的綜合實力(軍事、科技、金融等),該貨幣就容易被其他國家接受,而龐大的經濟規模是增強貨幣網絡外部性的必要條件。 得益于出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荷蘭在16世紀成為歐洲的霸主,并持續在海外擴張疆域和貿易(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代表)。在這樣的背景下,荷蘭盾也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儲備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反過來助推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然而,與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戰爭耗費了荷蘭的國力,過度擴張也讓荷蘭政府背負了巨額債務。為了償還債務并向東印度公司提供貸款,阿姆斯特丹銀行發行的紙幣越來越多,很快該行持有的金銀就不足以償付所有的票據。于是在金本位制度下,經典的一幕發生了:紙幣發行越多,導致“銀行擠兌”,荷蘭盾匯率下跌,然后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導致進一步的銀行擠兌和匯率下跌。因此,隨著荷蘭綜合國力的衰退,荷蘭盾逐漸失去了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取代荷蘭盾的是英鎊。發生在18世紀初的國內沖突使得英國選擇了基于法治的改良君主制,在國王和議會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平衡。得益于啟蒙運動對科學的重視和第一次工業革命(以發明蒸汽機為代表),英國的國力迅速增強,“大英帝國”開始崛起。在軍事上相繼戰勝荷蘭和法國之后,英國在1780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得益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鐵路、蒸汽船、電報)和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日不落帝國”的國力在1850年左右達到巔峰。在最輝煌的時候,英國控制了全球20%的土地、25%的人口、40%的貿易與20%的收入。與英國國力相匹配的是,英鎊是全球儲備貨幣的首選。倫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和英格蘭銀行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具備最后貸款人(LOLR)功能的中央銀行,也進一步鞏固了英鎊的霸主地位。 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對手(如德國)以及美國崛起后,其他貨幣對英鎊的霸主地位發起了挑戰。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元逐漸勝出。在19世紀末,雖然美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但美元還遠不是英鎊的對手。這一情況直到20世紀初才有所改變。發生在1907年的金融動蕩導致美聯儲的設立,美國的金融中心地位趨于完善。之后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破壞了歐洲的經濟和市場,但美國從中受益,成為唯一在戰爭期間維持黃金可兌換的大國。另外,盟國戰時的債務也主要是向美國舉借,這使得美元更多地被用于全球國債的計價。因此,一戰大幅提升了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和金融地位,并且為美元后來成為主要的儲備貨幣鋪平了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元真正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3. 全球貨幣體系在20世紀的兩次尋錨 關于全球貨幣體系在20世紀的兩次尋錨,黃海洲以往的研究(2016,2019)中有過詳細論述,所以這里僅做簡述。 第一次尋錨是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緊密關聯的。二戰后,美國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1945年美國GDP占全球GDP的50%)及最大的黃金儲備國(1945年美國黃金儲備占全球總量的70%),替代英國成為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的領導者。在美國的主導下,1944年開始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果以1929—1971年為第一個周期,其中尋錨調整期耗時16年,尋錨完成后,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繁榮持續了26年。 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1.0),其基本精神是要促進國際貿易、推動經濟增長。該體系的基本制度設計如下。第一,美元與黃金掛鉤。確定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平價為35美元每盎司黃金,美國保證隨時以該平價購買或者出售黃金。第二,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其他國家按照各國貨幣含金量確定與美元的匯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條款,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僅能在0~1%的范圍內波動,各國有義務在必要時進行干預,以保證匯率波動在這一范圍內。第三,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全球央行的央行,為暫時出現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儲備和流動性,以幫助其走出收支危機,順利恢復經濟的外部均衡。世界銀行則主要為歐洲戰后復興提供貸款。 全球貨幣脫離金本位之后,在1944年找到的第一個錨可以概括為“一極主導、一幣掛金、體系創設、資本控制、匯率固定、貨幣固定”。一極主導即美國主導;一幣掛金即美元與黃金掛鉤;體系創設即創設布雷頓森林體系;資本控制即資本不能自由流動;匯率固定即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貨幣固定即貨幣的發行受到錨的限制,和黃金之間有固定的比例關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1.0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促進了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復蘇與繁榮。首先,全球貿易恢復平穩增長。由于全球匯率風險降低,國際貿易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1948年,全球出口額為514億美元,到1973年這一金額已擴張至5 210億美元,25 年間總貿易額增長了9倍,年復合增長率達到9.3%。其次,全球經濟增長更加平穩,周期性波動幅度明顯減小。1945—1973年,美國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3.7%,波動率為3.4%;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前的1910—1944年,其增長率平均值為4.1%,波動率卻高達7.9%。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如英國、日本也呈現同樣的趨勢。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外部環境的變遷,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生俱來的固有缺陷開始顯現,即所謂的“特里芬難題”。特里芬難題指一方面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各國使用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為了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動性和儲備資產,美國必須面臨貿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核心前提是美元必須保持幣值的穩定,維持足夠的黃金儲備,否則一旦外國持有的美元接近或超過美國的黃金儲備,將可能動搖投資者對美元自由兌換黃金的信心。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要求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有缺陷。 從實施過程來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前期,為幫助歐洲和日本等國家獲取美元,美國先后在西歐各國推出“馬歇爾計劃”,在日本推出“道奇計劃”,為各國進口原材料等重建物資提供美元資助,幫助這些國家恢復出口能力,從而進一步獲得貿易結算和儲備所需的美元。然而,在對外輸出美元的同時,美國自身的經常賬戶卻大幅惡化,并導致了美國黃金儲備占全球比重的迅速下滑,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初的約63%下降至1973年的23%。美國黃金儲備的大量流失導致美元含金量下降,危及了市場對美元的信心。自1960年美國的國外貨幣債務首度超過其黃金儲備以后,美元危機愈演愈烈。到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關閉黃金窗口,停止向各國央行以35美元每盎司平價兌換黃金,允許美元與黃金脫鉤,正式宣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 1971年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開啟了第二次全球貨幣體系的大調整和第二次尋錨。如果以1971—2008年為第二個周期,此次大調整也持續了16年,直到1987年新的全球貨幣秩序,即以美元為主導的、沒有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2.0的建立。此后,全球經濟步入了又一個黃金增長21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得益于這二十余年相對穩定的外部經濟和金融環境。 1973年,國際金融體系正式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美元指數由120降至85左右,貶值幅度達29%,反映了對之前美元高估的糾正。美元的大幅波動和震蕩使全球貨幣體系陷入“無錨”的動蕩時期,這對當時全球經濟和資產價格都產生了嚴重的沖擊。美元貶值不僅直接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迅速攀升,疊加石油危機的沖擊,還推動了各國通脹水平大幅上揚,全球通脹預期的錨也開始動搖。在動蕩的經濟環境中,全球資本市場也表現疲軟,美國、日本、德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股市陷入長時間波動和低迷狀態。 問題的解決最終是通過穩定匯率和治理通脹雙管齊下。在匯率方面,通過《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以日元、馬克大幅升值為代價,逐漸讓美元與其他主要國家貨幣的匯率穩定下來。1985年,針對過于強勢的美元造成的美國貿易逆差大幅增長,五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引導美元兌主要貨幣匯率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問題。1987年,美國等七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盧浮宮達成協議,采取聯合措施,以阻止當時的美元過度貶值,保持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這兩份協議最終使得美元幣值穩定,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元匯率波動明顯下降,實現了全球匯率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再平衡。  解決了匯率問題,接下來還有通脹預期問題。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從1980年下半年開始,在短短5個月內緊縮貨幣供給,連續加息使得聯邦基金利率從9.5%大幅飆升至20%。利率大幅飆升對經濟和就業市場造成巨大沖擊,美國失業率在1982年12月達到10.8%的高點,為二戰后的最高水平。但最終,緊縮性貨幣政策取得了卓著的效果,1983年7月,美國的通脹水平已經大幅回落至2.5%的低點,而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通脹也基本得到穩定。 1987年找到的全球貨幣體系的第二個錨可以概括為“一極主導、多幣無金、體系弱化、資本流動、匯率浮動、貨幣調節”。一極主導即美國主導;多幣無金即以與黃金脫鉤的美元為主,五國集團其他發達國家貨幣參與為輔;體系弱化即布雷頓森林體系1.0弱化為布雷頓森林體系2.0;資本流動即資本跨境不再受到限制,可以自由流動;匯率浮動即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實行浮動匯率;貨幣調節即貨幣的發行量可以根據總量目標或者利率水平目標進行調節。 第二個錨找到之后,帶來匯率和通脹預期的錨定與再平衡,使得美國經濟進入“大穩健”時期。在這一時期,全球經濟維持了較低的通脹水平,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波動率卻大幅降低。隨著通脹大幅下行,美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長端利率也進入長達30年的下行周期。1981年高點時期,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曾高達16%,但隨后多年持續下降。無風險利率下行推動了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繁榮。隨著風險偏好的重新提升,居民資產配置也重新轉向股市。美國居民資產中股票和共同基金占比從1982年6% 的低點持續回升,至2000年初已經高達25%,超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1.0后期1968年21%的高點。 4.全球貨幣體系再尋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008年爆發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經14年。在這期間,各個國家為了應對危機在貨幣和財政政策等方面做了巨大努力,但全球經濟仍然增長乏力,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經濟和市場的風險反而有進一步累積和升級的勢頭。究其原因,可能是全球貨幣體系錨的缺失。如果不找好錨,全球經濟依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與帶來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代價將無法估量。 尋錨之旅可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就已經開啟了。黃海洲(2009,2010,2012,2016)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探討。本文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索。在我們看來,當前貨幣體系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在當前的貨幣體系下,全球增長乏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推出了包括大規模資產購買和維持極低利率水平的寬松貨幣政策以及積極的財政和產業政策,但從全球范圍來看,經濟增長依然缺乏明顯起色。在發達市場中,雖然美國經濟處于相對穩健的增長通道,且增長確定性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但相比其潛在產出水平依然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歐元區在逐漸擺脫歐債危機的影響后,經濟呈現一些底部企穩的跡象,但趨勢尚不明顯。新興市場目前面臨的挑戰則更為嚴峻。美聯儲開啟加息周期將加劇資金外流的趨勢,給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帶來很大的貶值壓力。除此之外,新興市場普遍存在高杠桿問題,疊加經濟增長放緩可能會使償付壓力更為突出,或使經濟有進一步的下行壓力。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對全球造成了巨大沖擊,導致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陷入衰退,其影響持續至今。 第二,政策效用遞減。以美國為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均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寬松貨幣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大(見圖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吸取了歷史教訓,從一開始就采用了降息等手段向市場投放流動性,并且在傳統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的時候開啟了“量化寬松”等非常規的貨幣手段,向市場投放1.725萬億美元。新冠疫情暴發后,美聯儲再次運用了多種寬松貨幣手段。首先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至0~0.25%,降息空間基本用盡。其次,重啟量化寬松,并且此次是無限量寬松,即不限量按需買入美國國債和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再次,重啟或者推出一系列創新型工具來增加流動性。美聯儲開啟了歷史上最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國債收益率被壓至歷史最低水平(10年期國債收益率低至0.5%),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截至2020年6月,美聯儲的資產在4個月內擴張了3萬億美元,增幅達75%,并在其后繼續擴張),貨幣投放大幅增長(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美國的M2增速超過20%)。 在財政刺激方面,美國政府也史無前例地采取了注資金融機構、擴大公共支出和減稅等方案,內容幾乎涉及美國經濟的各個方面。由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美國的財政赤字大幅增加,在2009年達到了GDP的10.1%。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繼續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財政擴張。2020年,美國先后推出了六輪財政救助,總規模約3.4萬億美元。相應的,美國財政赤字大幅擴張,2020年聯邦赤字較上年增長2.1萬億美元,達到3.1萬億美元,與GDP之比高達14.9%。同時,聯邦政府債務快速攀升,2020年末美國國債余額創下26.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進入2021年,經濟指標回暖,經濟復蘇態勢良好,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仍然選擇加碼財政刺激,包括1.9萬億美元的《2021年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和2.35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即《美國就業計劃》。 通過史無前例的擴張政策,美國較為有效地應對了金融危機,抑制住了疫情,穩定了社會和金融市場,迅速將經濟拉回增長的軌道。然而,隨著金融市場逐漸穩定,利率水平降至歷史最低,資金的稀缺度大幅降低,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減弱。并且,史無前例的政策也帶來相當程度的憂患。首先,美國的通脹率在2021年底大幅抬升,創近30年以來的新高,這使得美聯儲不得不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停止量化寬松、開啟加息、準備縮表),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有待觀察。其次,財政擴張帶來的巨額債務負擔很可能損害美元主權信用和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  資料來源:Wind。 不僅是美國,許多國家為了應對危機都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做了巨大努力。有些國家2012年之后出現負利率,貨幣政策到了極限。然而,全球增長依然乏力,資產價格劇烈波動。 第三,難以提供穩定的通脹預期。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全球面臨的問題是通縮。在經濟增長低迷的情況下,通縮將加重政府、居民和企業各部門的債務負擔。在經濟增長放緩、收入下降導致償債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償債壓力會進一步放大,甚至引發銀行壞賬的大幅累積。然而,情況在2020年之后有了很大的不同。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持續沖擊,央行的極度寬松政策導致的貨幣天量投放,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攀升等因素,使得通脹水平大幅抬升,并創下30年來的新高。通脹預期的大起大落會對社會和經濟活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并且,由于當前高通脹和低增長的組合,市場對滯脹前景的擔憂持續上升。 從深層次分析看,全球貨幣體系出現新一輪亂局并非偶然。除了由于經濟周期的不同步導致資金從新興市場向發達市場的再配置和再平衡外,從更長期的視角和更大的格局來看,這一亂局是由于當前全球貨幣體系明顯失衡,缺乏穩定投資預期、通脹預期和資產價格的錨。目前來看,雖然美元仍然維系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但布雷頓森林體系2.0在運行30多年后已經“筋疲力盡”,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暴露出很多問題,尤其是近期飆升的通脹導致市場對于當前脆弱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進一步懷疑。因此,全球貨幣體系再次尋錨有極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基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歷史分析,全球貨幣尋錨的周期大約是每四十年一次。尋錨的過程必定是痛苦的,而尋錨之后約有二十余年的經濟繁榮周期。始于1929年的第一個周期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為標志,始于1971年的第二次尋錨建立了以美元為主導的、沒有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2.0。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全球貨幣體系的第三次尋錨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而新冠疫情后全球形勢的演變加劇了挑戰的緊迫性。 5.新錨必須基于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 到目前為止,對于尋找全球貨幣體系新錨的探討,基本都在貨幣匯率的范疇,包括美元與歐元等其他貨幣的競爭,提升人民幣在內的新興國家貨幣的話語權,以及改革IMF的SDR(特別提款權)機制等。這些討論雖然有益,但我們認為,新錨需要在更根本、更長遠的視角上尋找,需要跳出貨幣匯率的狹窄范疇。 尋找新錨必須基于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只有深刻理解全球貨幣錨的本質作用,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理論解。全球貨幣錨的本質作用有二:一是穩定長期通脹預期;二是支持和引導人類社會朝著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第二個原則是,只有善于利用全球貨幣錨的積極作用,才能找到問題的實際應用解。如果設計得當,全球貨幣錨能夠形成全球貨幣體系的自循環穩定機制,因此必須具有長期對沖通脹的效果。 根據上述兩個重要原則,我們認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必須基于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尤其是數字化和低碳化方向。 首先,長期對沖人類社會的通脹有賴于科技創新。因其自有的通縮傾向,科技創新可對沖長期通脹,穩定通脹的長期預期。科技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技術不斷進步的帶動下,終端工業產品的價格在持續下降。這是因為科技進步可以帶來新工藝、新材料,新的制造流程被不斷發現和改進,以及組織管理,包括庫存、物流、ERP(企業資源計劃)等水平的提升,導致產品成本持續下降,終端價格也隨之下降。這一點在與科技相關度較高的電子產品(3C產品,即計算機、通信和消費電子產品)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過去的30年里,從家電到電腦到手機的價格都持續下跌。由于在人類現在和未來使用的東西中,電子產品的占比越來越高,吃飯等基本需求的占比越來越低,因此科技發展的通縮效果在制造業中極其明顯。 通縮的根本原因在于摩爾定律發揮了巨大作用(見圖4)。摩爾定律源于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的經驗之談,其核心內容為:集成電路上可以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大約每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但價格會下降一半。摩爾定律是科技進步自帶通縮效果的最典型代表。由于在電子產品中半導體器件占總成本的比例較高,因此集成電路價格的持續下降會對下游終端產品的價格有明顯影響。另外,摩爾定律不光適用于對集成電路的描述,也可以用來描述諸如計算機的處理能力、磁盤驅動器的存儲容量,以及新能源領域的光伏組件等的發展。 雖然近年來隨著集成電路的微型化逐漸逼近物理極限,摩爾定律的效果漸趨不明顯,但科技進步的通縮效應并沒有絲毫削弱。根據恩格爾巴特定律(Engelbart’s Law),人類的能力呈指數級增長,而且在改進的基礎上持續改進是人類特有的能力。在摩爾定律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類似定律主導著現代科技的進步。這些定律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技術中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即網絡的價值等于網絡節點數的平方,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基因技術中的弗拉特利定律(Flatley’s Law),即人類基因組測序取得更快的進展,成本也會大大降低;電動汽車中的萊特定律(Wright’s Law),即動力鋰電池的產量每增加一倍,價格就會大幅下降;等等。 一方面,從更廣義的范圍來看,技術進步和數字轉型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價格透明度,消除交易摩擦,提升流轉效率,增加可選擇方案等途徑,也同樣大幅降低了服務行業(零售、通信、信息傳播、出行、廣告、娛樂、金融等)的價格,通縮效果明顯。例如,在全球范圍內,亞馬遜、阿里巴巴、京東、易貝(eBay)和Shopify(加拿大電商平臺)等公司使得購物更加方便和便宜,大幅提升了這個規模近30萬億美元的市場的效率;谷歌和百度等公司將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了幾個數量級;Meta和騰訊等公司不但降低了人們之間的通信成本,而且使得小微企業的廣告投放更加靈活便利;繽客(Booking)、艾派迪(Expedia)和攜程等OTA公司大幅提升了人們長途旅行的效率;網飛(Neflix)、Hulu、迪士尼、愛奇藝和Spotify等公司大幅降低了消費者在娛樂方面支付的成本;在金融服務方面,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等引領的證券經紀行業的信息化和網絡化將股票交易的費用從單筆近100美元降至接近于0,并且金融科技的發展在持續降低銀行和資產管理等領域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還有以優步和愛彼迎等公司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對規模超10萬億美元的出行和旅游市場的效率提升和成本壓縮。 另一方面,長期來看,貨幣政策有天然的通脹效果。貨幣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促進經濟發展且保持溫和的通脹,有些國家甚至把促進經濟增長明確列為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但某些時期,比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和2021年初以來,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脹有失控的風險。在數學上,這可以被描述為通脹呈發散(divergence)或非穩態(non-stationary)。 如果將貨幣體系錨定在科技創新上,科技天然的通縮屬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長期來看)抵消通脹失控的風險,將通脹數據拉回到收斂(convergence)或穩態(stationary)。這就好像圍繞地球運轉的衛星,它受到的離心力有將其推離地球軌道飛向太空深處的傾向,但地球對它的引力抵消了離心力,將衛星束縛在穩定的軌道上。 其次,未來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有賴于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尤其是數字化和低碳化方向。經濟的增長和未來社會的發展,依賴增加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的增長與人口結構關系緊密,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全球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都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期待勞動力的持續增長并不現實。如前所述,在當今各個國家都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用到接近極致的背景下,持續的高資本投入也不可維持。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至關重要,這也是衡量創新和技術進步速度的最好標準。 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數字化都是科技創新最重要的領域,而數字化已經并將持續給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帶來巨大的變革。數字化的基礎技術是所謂的ABCD,即人工智能(Artificially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chain)、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數據(Big Data),計算機處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和高速無線網絡的普及是實現數字化的基礎條件。此外,諸如虛擬和混合現實、量子計算、機器人等前沿技術也在迅速發展。在經過近20年的數字化過程后,數字經濟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占據了重要的份額(見圖5),全球涌現了一批偉大的科技公司,美國仍占據數字化科技創新的領先地位。 再者,能源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仍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隨著溫室效應對環境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氣候變化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全球挑戰之一。政府、社會和經濟都必須應對氣候變化,并對其帶來的危險做出反應。有鑒于此,各國都把發展以低碳為目標的綠色能源擺在了突出的位置,并紛紛對“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做出承諾。因此,在我們設想的貨幣體系中,低碳的綠色能源技術也將占據一席之地。這與將體系構建在傳統能源(原油是大宗商品)上的提議有根本的不同。 此外,生物醫藥技術、核能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新材料技術、農業技術等也都與人類的發展方向密切相關,也都可以在新的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因此,以這些領域的大型科技公司為錨,符合未來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方向。 誠然,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都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為了應對這樣的不確定性,如下文詳細分析的那樣,應該選擇一籃子大型科技公司為錨,可以考慮直接采用資本市場上成熟的指數,例如納斯達克指數等。這樣選錨有明顯的優點。第一,大型科技公司多為規模大、市值高的藍籌公司,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它們的發展方向一般代表當前科技發展的主流方向,降低了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第二,由于采用的是一籃子公司,數目較多,避免了因個別公司的權重過大可能導致的不良后果(例如,個別公司因約束機制不足而“作惡”),這和投資中“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多元化思想是一致的。第三,從較長的時間跨度來看,市場具備有效性(市場有效理論)和前瞻性(市場總是向前看),而且市場的智慧總是勝過個人或者小的團體,因此以市場通行的方法確定一籃子公司而得到的錨,總是可以代表當下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發展方向(例如,目前的數字化和低碳化),并且有很大的前瞻指導意義。不管未來科技如何發展,人類社會如何變遷,只要公司這種組織結構仍然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法人形式,這種確定錨的方法就不會過時。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如果以大宗商品為錨,將鼓勵人類社會回到老路上,抑制科技創新,支持舊發展模式,使人類社會落入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 Trap),回到使用戰爭、饑荒和瘟疫等方法去解決問題的老路。在馬爾薩斯看來,人口按照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通過戰爭、饑荒和瘟疫等方法雖然可以對抗通脹,但這無疑是極其悲慘的。 從基于主權貨幣的觀點來說,國家發行的貨幣是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一個國家要維持經濟發展,就要在國家層面提供充裕的股權融資,通過本國發行的貨幣是重要部分。在紙幣發明以后,在國家股權層面可以通過貨幣發行提供更多的股權融資,而且有必要提供股權融資。一個國家如果把這么重要的股權融資權力讓渡于大宗原材料或者黃金,既沒有必要,也說不通。 在國家主權貨幣應用之前,國家的資本結構里基本沒有股權,都是債權,因為發行多少貨幣取決于有多少黃金,貨幣持有者有兌換黃金的權利。如果把貨幣錨定在大宗商品上,就等于變相回到金本位。由于央行無法直接控制相關商品的產出,國家層面的股權融資和貨幣政策實施將重新回到金本位時代。 在宏觀層面,不管貨幣是基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的金本位,還是設想的一籃子大宗商品,貨幣投放如果回到由國家層面增加債權來實現,成本高、風險大,不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也是人類歷史的倒退。在微觀層面,將貨幣體系錨定在大宗商品上,等同于將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錨定在傳統的資源行業,鼓勵資本繼續流向這些行業。這也是產業革命的倒退,不符合人類科技進步,尤其是數字化和低碳化的發展方向。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已經證明,各個領域的科技創新是打破馬爾薩斯陷阱的唯一方法。正如蘭茨貝格(Landsberg,2007) 總結的那樣:“現代人類最早出現在大約10萬年前。而在接下來的大約99 800年中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當然,并非絕對沒有事情發生,其間有戰爭、政治陰謀以及農業發明等。但是,所有這些事情都沒有對人類的生活質量產生多大的影響。幾乎每個人都過著相當于現代平均收入400~600美元的生活,略高于溫飽水平。在那之后的大約200年里,人們變得越來越富有,并且日益富裕這一趨勢仍在繼續。” 6.新錨可以解決現有貨幣體系的問題 我們設想的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也就是第三個錨)可以用“科技創新、產業進步、通脹對沖、資本流動、匯率浮動、貨幣股權”來概括。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是構建新錨的基礎;通脹對沖,即新錨的通縮傾向,可以在較長的時間跨度上有效對沖通脹;資本流動即資本依舊可以自由流動;匯率浮動即各國的貨幣之間實行浮動匯率;貨幣股權即作為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部分,貨幣的發行將基于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和投資項目的盈利預估,為國家實現股權融資。基于新錨的全球貨幣體系可以解決前文所述的幾個問題。 首先,擺脫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由于貨幣發行的目標將是充分利用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為科技發展融資,因此只要有良好的經濟增長前景和良好收益前景的投資項目,即正NPV(凈現值)的項目,就可以充分發行貨幣給予支持,從而跳出傳統貨幣數量目標的不必要束縛。因為貨幣增發是基于高投資收益而確定的,政策制定者無須擔心為了抑制通脹而犧牲經濟增長。同時,由于創新者的熱情被大力激發,各領域的科技創新將會開花結果,持續充當經濟增長的引擎,因此可以期待穩定的較快增長。 其次,消除政策效用遞減的問題。建立在新錨之上的貨幣體系將不僅僅局限于貨幣政策,而是一整套完備的政策工具,還包括相關財政政策。我們知道,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中的兩個主要政策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研究二者之間的協調和權衡。一般來說,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證正常時期的價格穩定和危機時期的金融穩定。信貸的創造和分配是貨幣銀行體系的核心功能,并在私人信貸分配方面具有制度和信息優勢。而財政當局擁有獨特的制度和信息優勢,因此財政政策有兩個主要功能:一是通過借入外債或發行國家股票(國內貨幣計價的債券)來支持長期的經濟繁榮;二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提高國家主權和政府的合法性。 出于各種原因,政策制定者在權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可能會傾向于一種政策而不是另一種。在開始時,這種傾向是有道理的,他們所選擇的政策工具也適合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然而,政策制定者應始終努力在這兩種政策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因為它們具有不同的功能。另外,在進行政策選擇時,也有必要考慮政策的地位。任何政策處于主導地位的時間過長,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因為主導政策會阻礙其他政策的發展,限制其功能。這就提醒決策者,有必要不斷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地位,了解政策選擇和利弊的權衡。 如果將貨幣體系錨定在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上,則這種政策的選項和權衡就會大幅簡化,貨幣和財政政策均衡并進,各自發揮作用。在貨幣政策端,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利用信息優勢,向科技創新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支持,并從這些優質企業和項目中獲利。在財政政策端,通過具體的產業扶持政策,以及類似國家發展基金之類的操作,定向支持科技創新。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貨幣和財政政策是均衡的,而且都是通過國家層面的股權融資支持科技和經濟發展。 如上所述,因為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可以維持,政策的效用不會在邊際上遞減。我們甚至可以說,政策效果的邊際取決于科技創新和發展的邊際,即實際上是由摩爾定律(或者主導科技創新的其他定律)決定了政策的邊際,只要創新不止,就看不到政策效果的盡頭。 再次,將提供一個穩定的通脹預期。貨幣政策有天然的通脹傾向,在某些時候通脹可能還會在短期內失控,但科技創新天然的通縮傾向可以在較長時間跨度上抵消或對沖通脹,為經濟整體提供一個穩定的通脹預期。 7.如何錨定全球科技創新 在我們設想的全球貨幣體系的新框架中,全球大型科技創新公司的股票將是新錨的基石。目前,在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中,美國的公司占據主導地位,其他一些國家(包括中國)也有一些。以美國為例,可以考慮基于美國的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構建一部分全球貨幣體系新錨。具體操作上,建議美聯儲將一定比例的美元貨幣的增長與大型科技公司(作為一個整體)的年度營收增長(或者類似的經營指標)直接掛鉤。 對其他國家來說,尤其是大國,可以根據本國科技發展和創新的實際情況,以本國的大型科技公司來確定錨。例如,中國也有一批在全球范圍內具備競爭力的世界級科技公司。而且,對中國來說,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硬件”公司科技含量較高,在經濟中占比較大,因此可以圍繞這個突出的特點選擇相應的一籃子公司。同時,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也有較為成熟的科技指數,例如恒生科技指數、創業板指數、科創板指數等,可以以此為參考構建貨幣錨。對歐洲來說,也有一大批在全球范圍內知名的半導體、軟件和生物醫藥公司。另外,一個國家還可以根據本國的產業規劃對一籃子公司進行調整。當然,對不具備條件的國家來說,維持現狀(將貨幣政策錨定在美元、其他主要儲備貨幣或者一籃子儲備貨幣上)仍是最優選擇。 在明確了新錨(第三個錨)之后,可以將新錨與20世紀的兩個錨做簡單對比。第一個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1.0,是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金本位,其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足夠的彈性。第二個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2.0,美元已經不與任何實物掛鉤,但實際是錨定在經濟和通脹數據上。這樣的錨有幾個缺點:第一,經濟和通脹數據本身不可直接交易,統計上容易出差錯并受到操控。第二,基于這樣的錨的貨幣政策有相當大的滯后性,往往滯后幾個月甚至數年。第三,因為上述原因,法幣制度下的錨不明確,貨幣政策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比如在大選期間)。 新設想的第三個錨基本避免了這些缺點。由于和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經營數據直接掛鉤,目標非常明確。它們的經營數據至少每個季度公布一次,而且被資本市場上眾多的參與者(分析師、投資經理、會計審計師等)所關注,幾乎是“被放在顯微鏡下審查”,因此相對準確、及時且有前瞻性(因為有營收和盈利等方面的公司指引和分析師預測),有助于央行及時調整貨幣政策。 7.1美國科技公司的發展與競爭力 二戰結束后,美國成了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極具競爭力。但在經歷了超過十年的“黃金年代”的發展后,美國陷入了滯脹階段。造成滯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的裹足不前。以單位勞動時間的產出衡量的勞動生產率,在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瓶頸期。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和同時期工資的提升意味著企業投產時面對著嚴峻的成本提升局面。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都停滯不前。 美國當時還面臨著制造業衰落和競爭力下降的困難局面。二戰結束時,美國是全球制造業當之無愧的領頭羊。但隨著日本和德國制造業的崛起,以及美國本土企業的故步自封,來自國外的競爭對手逐漸在汽車、鋼鐵、電子等領域全面超越美國。例如,在1950年,美國汽車工人的生產率是德國工人的3倍;而到了1980年,日本汽車工人的生產率比美國高17%。20世紀70年代,進口汽車已經占據了四分之一的美國市場,而包括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車在內的美國車企均大幅虧損。在鋼鐵領域,美國鋼鐵占世界總產量的份額從1953年的43%大幅下降至1982年的11%。在電子領域,大批日本公司崛起并成為世界級企業,已經占據了世界市場的大部分份額。而且,在許多其他行業也都呈現相同的趨勢。 經過10年在通脹和就業之間的政策搖擺后,政策制定者意識到只有犧牲就業才能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在里根政府執政后,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開始進行嚴厲的政策緊縮。通脹被有效抑制之后,利率水平大幅下降,經濟隨之復蘇(1983—1984年)。當時在美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頂級公司多集中在能源(石油)、汽車、化工和制造行業,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及美國對傳統能源的嚴重依賴相適應。依照當時的情況,如果將貨幣體系錨定在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上,或許是非常合適的。相較而言,歐洲的頂級公司所在行業更加多元化。而日本的頂級公司更多集中在金融業,《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催生了地產和金融泡沫。 從更長期的視角看,讓經濟再次繁榮則需要依靠創新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即經濟的轉型和重構。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勞動生產率瓶頸最終被計算機的大規模普及打破,單位小時產出邁上新臺階。1975年,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推出了現代個人電腦的鼻祖IBM-5100。1975年微軟公司創立、1976年蘋果公司成立、1984年英特爾公司成立,1981年推出的IBM個人電腦搭載微軟DOS(磁盤操作系統),個人電腦在家庭和辦公環境中迅速普及,隨后互聯網的蓬勃興起更是拉開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同時,里根政府積極推進自由化改革,放松監管,加上全球貨幣體系第二次調整結束,國際環境改善,全球化加速,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升(見圖5),經濟迎來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繁榮期。 實際上,美國這段時期的經驗對于當下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為目前全球經濟也面臨低增長和高通脹的困境。因此鼓勵科技創新、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或許是克服當前困境最可靠的出路。 在經歷了20世紀末的互聯網泡沫后,高科技行業逐漸在美國經濟結構中占據更加主導的地位。時間快進到當下(2022年),美國排名前10的頂級公司中(以市值排序),有6家是純粹的高科技公司(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英偉達和Meta),這些公司不但占據了美國前4的位置而且多數占據了相應領域全球第一的地位。另外,排名第5的特斯拉是世界電動汽車行業的龍頭,排名第10的Visa(維薩)也在金融科技領域舉足輕重,因此這兩家公司也都可以算作科技公司。這樣一來,排名前10的頂級公司中有8家都是科技公司。往下看,在排名前25的頂級公司中,還有為數不少的生物醫藥科技公司,如強生、輝瑞、艾伯維、禮來等,以及包括博通在內的半導體企業。在2002年之后,信息技術板塊在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標普500指數中的占比就持續上升,目前已經是占比最大的行業,超越金融和能源板塊(見圖5)。因此,高科技行業是當前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最具備競爭力的板塊。 納斯達克100指數囊括了在美國上市交易的所有大型美國科技公司(不限于信息技術)和個別海外公司,海外公司占比約10%,比如歐洲的ASML(阿斯麥爾)、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中國的百度等,是美國科技行業最具代表性的指數。這些企業的經營數據非常優秀。2021年經營收入排名前3的是亞馬遜、蘋果和谷歌,它們的收入分別為4 698億、3 658億和2 565億美元;如果把這3家公司的收入看作獨立主權國家的GDP,根據IMF的統計數據,它們分別排在世界第32位(奧地利和尼日利亞之間)、第42位(越南和孟加拉國之間)和第49位(捷克和葡萄牙之間),可以說是真正的“富可敵國”。 在過去的20年中(2002—2021年,見圖6),這些大型科技公司年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11.3%,凈利潤增長率為11%,并且在持續穩定地提升。在2021年,其凈資產收益率高達27.6%,而負債率只有30.6%。作為對比,美國政府(以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連年虧損,財政赤字逐年攀升,負債率超過120%(見圖3)。做一個極為簡化的類比,如果以這些科技公司組成一個假想國,這個國家的信用會大幅優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所有的大型經濟體,其發行的主權債券將會受到追捧。 因此,綜合來看,今后美元仍將是全球的主要儲備貨幣,把美元錨定在科技行業的大型公司上,將有可能大幅度增強美元的國際信用。如果美元能夠錨定在全球頂級科技行業的大型公司上,布雷頓森林體系3.0仍然可能以美元科技資產為中心。 7.2新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創新 在確定新錨之后,還可以改進和創新貨幣政策工具,使新錨發揮更充分的作用。設想之一,是以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一籃子股票組合為基準,發行債券,創新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 如前所述,如果以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組成一個假想國,這個國家的信用會大幅優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所有的大型經濟體,其發行的主權債券將會受到追捧。因此,在全球市值和收入排名靠前的公司中,以信用評級最高的公司的股票作為組合,在此基礎上發行債券,由于有公司良好的現金流作為背書,債券將會擁有最高的信用等級。 美國的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信用評級高于美國國債,是有先例的。例如,在2011年8月,標普調降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曾高于微軟等公司債的收益率。央行可以通過繼續擴張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構建這樣的股票組合,然后可以像使用國債一樣,以這樣的債券為基礎進行公開市場操作。 8.結語 目前對于尋找全球貨幣體系新錨的探討,基本都集中于貨幣匯率的范疇。這些討論固然有益,但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需要在更根本、更長遠的視角上思考和尋找,需要跳出貨幣匯率的狹窄范疇。 全球貨幣錨的本質作用有二:一是穩定長期通脹預期;二是支持和引導人類社會朝著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只有善于利用全球貨幣錨的積極作用,才能找到問題的實際應用解。如果設計得當,全球貨幣錨能夠形成全球貨幣體系的自循環穩定機制,具有長期對沖通脹的效果。 只有錨定全球科技創新,才能重構全球貨幣體系。本文的分析認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新錨必須基于科技創新和產業進步,尤其是數字化和低碳化方向。以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一籃子股票組合為基準,發行債券,可以創新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 中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全球貨幣體系尋錨的政策討論和制度建設。錨定全球科技創新的設計理念要求中國有進一步大力支持科技創新的投入和制度設計,進一步加大在科技創新、平臺公司、資本市場等領域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改革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培育更多可能納入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一籃子股票組合的新公司,以此參與全球科技產業競爭融合,貢獻全球貨幣體系升級轉型。 本文是“國家資本結構”理論探索的延續。在國家資本結構理論中,國家發行的貨幣是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一個國家要維持經濟發展,就要在國家層面提供充裕的股權融資,通過本國發行的貨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即回答了“貨幣該怎么發?”這個問題。而在本文對以科技為錨的分析中,我們明確說明了貨幣發行的目標是充分利用國家資本結構中的股權為科技發展融資,因此只要是有良好的經濟增長前景和良好收益前景的投資項目,就可以充分發行貨幣給予支持,從而跳出傳統貨幣數量目標的不必要束縛,即回答了“貨幣該發多少?”這個問題。對于這兩個重要問題的答案,是我們對于“重構全球貨幣體系”這一重要課題的繼續探索。 《比較》第122輯(2022年第5輯) 點閱讀原文,以優惠價訂購《比較》第122輯 投資界: “我上個月一口氣打折投了三個項目,其中一個以五折的價格拿下。”在北京某VC機構擔任合伙人的林夏聊起了年底的戰績。 在此之前,他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沒有出手一個項目。直至年底,之前看過的項目估值終于降了一些,VC開始密集出手。 臨近歲末,創業公司的現金狀況越來越緊張。此前,投資界報道了一家獨角獸全員找錢的一幕“10月底召開了內部全體管理層會議,大概就是說今年一級市場融資環境不好,所以公司鼓勵全體中層以上員工對接融資渠道,比如拓展更多的校友圈、朋友圈以及其他產業資本的資源,還公布了融資提成獎勵。”用知情人的話來說,這是全員融資。 顯然,當VC/PE漸漸收緊口袋,無數腰部創業公司的苦日子才剛剛開始。 罕見一幕:天價估值開始降了 創始人放低姿態 2022年,幾乎所有投資人的共同體感是:項目估值逐漸降了。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林夏為例,2022年以來,他出手的次數是個位數,相比往年大大減少。對此,他解釋稱,一是因為大部分企業估值偏高,和二級市場嚴重倒掛,下不去手;二是現在創投圈的優質標的太少了,找出好企業的難度增加了;三是在募資寒冬的大環境下,尚在手上的子彈要找出最佳出價。 所以當林夏11月底收到一則消息某個知名消費品創業者主動把估值砍到了五折,跟蹤已久的他毫不猶豫出手。“之前該做的盡調都做的差不多了,只是當時太貴沒有出手,但現在,估值泡沫被擠得差不多了。” 不過他也強調,熊市有熊市的投資邏輯,除了能撿估值大打折扣的項目,還更考驗“戰略的意義”,現在敢于出手的大概率都已經想好怎么隔輪退了。 創業公司融資的好日子已經漸漸遠去。顯而易見,創業公司的盈利和增長能力成為VC當下做投資決策的更重要標準。當投資人猶豫了,那些目前尚無法快速盈利的創業項目就會出現現金流問題。融資節奏放緩之下,為了活下去,就有項目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正式宣布“降價”。 今年4月,一家基帶芯片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劉海林,曾與投資界聊起了他的遭遇。過去三年,他帶領的團隊備受VC/PE機構青睞,幾乎保持一年完成一輪融資的節奏,投后估值更是每輪翻番。成立至今,公司身后集結了多家知名VC。 今年春節后,他像過往一樣開始籌備新一輪融資,但市場情況出乎意料。“帶著40億的估值拜訪了一圈投資人,卻都反饋要再等等。再加上疫情影響出差,難以拜訪更多新的投資機構。”研發投入極度燒錢,融資進度不能再拖下去。劉海林已經在考慮,這一輪愿意接受平輪,不漲估值。 時至11月,再次聯系到劉海林,過去幾個月公司已經經歷了兩輪小規模裁員,目前的救命“繩索”是說服老股東再投一點,熬過這次難關,“創業方向沒有錯,賽道還算寬廣,但之前估值漲得太快,直接把公司的生命力透支了。” 這并非偶然。北京某知名硬科技VC合伙人王平也透露,今年下半年接觸的幾個半導體項目或多或少開始降了估值。“去年大家不托關系都投不進去,結果現在好幾位創始人主動找上門,說估值好商量。” “眼下這個環境,有融資需求的項目太多了,VC機構可以暫緩出手或者不出手,但是沒有資金的助力,暫無盈利能力的企業根本活不下去。”林夏表示。 估值過高,令投資人心有余悸。 深創投董事長倪澤望坦言,以前大家的日子都不錯,投資的企業上市就基本能掙錢,但去年以來,上市并不一定能有好的回報,科創板和創業板企業上市后破發成為常態。深創投今年31家已投企業實現上市,其中也有少量企業上市后股價跌破發行價,投資人有苦難言。 “募資最難時,往往是投資的好時候” 雖然身處寒冬,但VC這一年依舊很忙。 在剛剛結束的第二十二屆中國股權投資年度論壇上,啟明創投創始主管合伙人鄺子平透露,啟明創投今年在醫療健康和科技及消費,出手節奏仍然比較進取。截至今年11月底,啟明創投新投資項目50個左右,續投資項目約40個。不僅如此,啟明創投今年還在大規模招兵買將,共有30多位新員工加入,其中投資團隊增加了8位同事。 盡管VC/PE在今年愈發珍惜手中的子彈,但該投還是要投。國中資本首席合伙人、董事長施安平坦言,雖然一二級市場估值倒掛嚴重,但只要方向正確,企業跟創業者也選對,做好服務,不缺位不越位,企業的成長就能夠抵抗二級市場的波動。“作為投資人,更關鍵的是我們如何把項目選好,追求真正的底層獨立的投資邏輯,而不是因為二級市場的波動,影響一級市場對項目的判斷。” 正如達晨財智高級合伙人邵紅霞一直強調,VC本來就是一個周期性極強的行業,投資人有時就像個莊稼漢,有豐年,有欠年,風調雨順要去播種,狂風暴雨時也得去種地,才有可能逆周期投資,順周期收獲。 寒冬不只是創業者的洗禮,更是投資機構的淘汰賽。“2022是一個苦練內功的年份,我們同步準備彈藥,等待合適的出手時機。”多位投資人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是,2022年第三季度,KKR新募集了130億美元(約940億人民幣),紅杉中國完成新一期約90億美元基金募集;啟明創投第七期人民幣基金首輪關閉,規模為人民幣47億元;達晨財智新一期綜合基金已經簽約認繳超30億元;高瓴40億碳中和新基金落地南京;藍馳創投新一期人民幣及美元基金募集成功,總規模55億元人民幣;華興新經濟基金完成第四期人民幣基金30億元首關;恒旭資本三期旗艦基金完成首關,首關規模30億元..... 這一點,創業者們也感同身受。“最近投資人都在盯那些能夠大浪淘沙后的好項目。”一家智慧農機公司的創始人王曼向投資界表示,空講故事、難以落地的虛假創新的公司基本沒有生存之地了,而質地很好的硬核創新項目,這時候反而慢慢浮現出來了。 “歷史證明,當市場不好的時候,這些創新企業估值比較低,現金流比較差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一個非常好的價值和估值,投進這些優質資產。”一位投資人如是說,也將這個觀點分享給廣大的LP們。 要么學會造血,要么降估值拿錢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事實上,寒意已經席卷創業公司。 今年7月初,商用機器人獨角獸普渡科技CEO張濤發布內部信,宣布公司將進行裁員。在內部信中他表示,為了公司活下去,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對公司業務和團隊做一次瘦身。 他坦言,從商業本質的角度講,商用機器人全行業幾乎都未實現盈利,在資本行情好的時候,商用機器人公司不賺錢的問題是被掩蓋了的。即便已經融資7輪,但也抵不過今年的融資寒冬。 這并非個例。同月,據界面新聞報道,智能健身鏡獨角獸FITURE魔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裁員,涉及人數超過500人,賠償按照“2N”計算,裁員范圍主要為國內業務一線員工。對此,FITURE方面回應稱,作為一家處于成長期的創業公司,為了更長遠地發展,需要根據戰略靈活調整組織架構,但并不存在網傳的大批員工離職的說法。 作為一家健身達人眼中的網紅公司,FITURE成立三年多時間已完成4輪融資。其最近一次融資是去年4月完成的3億美元B輪融資,一舉成為最快達成獨角獸規模的智能健身企業。 “2022年末才是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真正考驗,這時上一年的融資已經花得七七八八,但新一輪融資遲遲無法進來,可以預測將會有一批實力不夠硬的創業公司倒下。”深圳一位創投大佬如是說。 話音剛落。12月初,業內流傳出一封由好大夫在線CEO王航發出的《給全體員工的信》。其中第一條就是:公司必須立刻擺脫對融資的依賴,果斷成為一家自負盈虧的企業。這恐怕對于所有創業公司都適用。 此前,GGV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李宏瑋指出,對于那些試圖在A輪和pre-A輪階段融到一兩千萬美元的早期公司來說,警鐘已經敲響,其估值已經下降了30%至50%。 李宏瑋強調:“與其糾結于估值,我建議去為未來至少36個月制定一個明確的現金運行計劃。”有如此多現金在手,便不必總是處于防御狀態,你甚至可以在需要現金的機會出現時轉而發起進攻。 而紅杉資本給出的建議是縮減開支。比如關停一些項目、停止研發、減少市場開支,無論賬上還有多少現金,都要做到未雨綢繆,快速應對。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有偉大的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危機意識特別強。包括華為任正非,他每天思考的是失敗而不是成功,所以寫出了《華為的冬天》,比爾·蓋茨也常說微軟離破產只有18個月。 寒冬也并不用那么絕望。回想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時,硅谷投資家Paul Graham撰文列舉了蘋果、微軟在1970年底、Google在互聯網泡沫期崛起,以此印證“在經濟低谷,創業的成本更低,競爭更少,機會更大”。此后,Airbnb、Uber、美團、小米等明星企業,先后誕生于2008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下。 冬天不會太久,春天也不會太遠。 *文中林夏、王曼、劉海林、王平皆為被采人化名。 華爾街見聞: 作者|胡描 編輯|羅麗娟 這是美元基金20多年以來,投資金額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吃盡了互聯網時代投資紅利的美元基金,在經歷了新消費、在線教育的“泡沫”后,又在“投不進硬科技”、“難募人民幣”的困境下,選擇了韜光養晦。 這也是人民幣基金主導投資風口的一年。 資本的風口刮過了元宇宙、web3、醫療健康、境外電商,又刮向了IT、半導體、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脫虛向實、專精特新構成了這一年的投資關鍵詞。 時代的一粒沙,落在每個風投行業的從業者身上,就是一座山。 新消費的投資人捧起了硬科技的投資教程;有人去到了東南亞、印度尋找境外電商的機會;有人去到了新加坡創辦風投基金,擁抱web3;也有IR去到了中東找LP募資,但最終鎩羽而歸。 募、投、管、退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在發生變化。 IRR向DPI的轉變,使得LP與GP度過了蜜月期;上市難且破發率居高不下,讓非IPO途徑的退出方式越來越重要;企業的價值重估,也給投資人、創業者設下了重重考驗。 風投行業“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無論是LP、GP,還是企業、創業者,都要從挖金的夢中醒來,重新回歸“地面”。 對于2022年,有投資人向全天候科技形容道:“支離破碎。” “被關了一個月,又被封了半年,”一名CVC的管理合伙人無奈的告訴全天候科技:“今年正常的工作沒辦法進行,我們需要去做實地盡調,如果沒有這一步,我們很難把錢放下去。” 漢能資本并購組負責人朱海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今年很多融到錢的項目是老股東追投,在已經形成的信任關系上加深投資。但純粹市場化融資行為,被壓得非常厲害。” 無論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國際大環境、疫情反復,還是投資熱潮后的行業降溫,都讓風投機構們在今年呈現出“保守”的投資態度。 據清科創業發布的《2022中國股權投資發展報告》(下稱《報告》),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投資股權規模7200億元,同比下降了34%。 這也讓過去高度依賴外部資金來拉動規模增長的企業首先受到了沖擊。一位國內知名FA機構從業者告訴全天候科技,幾乎每天都能夠在工作郵箱收到群發的項目介紹,許多企業走投無路,希望以這種方式被資本看到,但成效微乎其微。 在這7200億元中,人民幣基金投了5900億元,美元基金投了1300億元,外幣投資額同比下降了67.3%。“這是美元基金20多年以來投資金額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見這一年美元基金在投資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清科創業創始人、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倪正東說。 美元基金躺平,人民幣基金前行,這是2022年一整年的“主基調”。 在今年年初,不少風投機構便傳出了裁員的消息,其中新消費、互聯網、教育投資團隊是各大機構的裁員重災區,而這也正是過去兩年中,美元基金們所青睞的賽道。 朱海認為:“美元基金與美金的屬性掛鉤,它是一個全球的布局、對沖全球的資金。這也使得美元基金的投資,小到對一個公司微觀的估值,大到資本市場整體的走勢,都是基于一些全球化的假設。” 在這種特性之下,美元基金們青睞于高風險,但有潛力呈指數性增長、符合全球化趨勢,能夠在境外股市退出的賽道。其基本邏輯為:100元中,只有要10元投中了對的項目,便能夠博取1000元的回報。 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的TMT行業完美契合了美元基金的投資特性。人們都愛孫正義2000萬美元拿下阿里巴巴30%股權的故事,也想效仿SIG尋找下一個字節跳動。無數以小博大,百倍收益的投資案例在行業中進行著。 在互聯網紅利消退后,不少美元投資人也在尋找新的“互聯網式”機會。在2020、2021年,這股熱潮燒到了醫療健康、電子商務,也燒到了消費、教育。 企業的估值層層疊高:2000萬元一個面鋪,1億元一個面包店;有人想成為中國“麥當勞”,有人要3年門店超瑞幸。還有那場在線教育行業的營銷大戰,燒出了重重亂象,也燒來了行業整改。 在2022年,美元基金投資人們短暫的看向了web3、元宇宙、虛擬人等等,但整體“躺平”。據上述《報告》顯示,互聯網行業投資金額下降了81.6%,消費和連鎖零售領域下降了72%。醫療健康投資金額下降了45.2%。 有機構投資人提到,“很多基金把人重新合并了,但并沒有把中國辦公室撤掉,他們也很看好反彈后的機會。” 國資已經成為中國股權投資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報告》顯示,“比如100億以上的基金,94%是國資背景;50-100億的基金也有近60%是國資背景,而30-50億級別的基金當中72%是國資背景。” 也受國資特性影響,專精特新、脫虛向實構成了這一年的投資關鍵詞。在今年,IT、半導體、生物醫藥等硬科技投資熱度保持高漲,新能源、新材料受關注度大幅提升。其中,吸金最多的是半導體及電子設備賽道,VC/PE投資金額達1800億。 但這些行業并不意味著沒有泡沫。 “在一些領域,局部泡沫是非常大的,”一位CVC投資人表示:“比如一些高新技術公司,當前連收入還沒有,但已經估值幾十個億。” 毋庸置疑的是,風險投資人絕對是一批聰明的精英。但聰明人們卻似乎總是圍著泡沫走。全天候科技在2022年中,與多位投資人探討過同一個話題:為何明知是泡沫,卻還去投。 大家都會提到退出回報的兩個數據:IRR和DPI。 過去募資時,GP會給LP講IRR,即內部收益率,這是一種賬面的增值,更是一種對收益的預期。 有投資人解釋道:“在大環境好的時候,一些頭部公司市值漲得很快,并能夠在二級市場上兌現,IRR能夠很高。而同個賽道的其他公司也會以其為對標,IRR也能算得很高。” 這也使得許多基金熱衷于投資誕生過獨角獸的賽道,以明星項目來拉高整支基金的IRR。“投在熱點上,才能說給別人聽,你才能夠在募資中有優勢。”一家風投機構的IR如此說道。 但在今年,募資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2014-2017年成立的一批風投基金的到期,LP們逐漸發現,曾經寫在賬面上的IRR難以實現,許多基金的DPI(實收資本配比)甚至達不到1,即呈虧損狀態,LP與GP也爆發了不小的“矛盾”。 在10月,一位投資人將一篇名為《收益率太低,有LP批量起訴GP》的文章轉發到了公司群里。這篇文章提到,有律師透漏,今年關于私募股權基金的糾紛在增多,其中比較多的就是基金存續期限屆滿時GP與LP就基金延期的分歧。 “因為虧損LP把GP告了,過去哪能看到這樣的現象。”這位投資人唏噓不已,“打官司肯定沒什么用,但LP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與往年相比,2022年的行業紀律處分頻次增長趨勢也當得起“井噴”一詞,2022年(截至12月28日)中基協網站上對機構、人員紀律處分的相關公示次數達到了127起,超過了2019—2021年的總和。 圖片來源:全天候科技制圖 上述IR對此感到悲觀,他認為,未來國資成LP主力后,矛盾可能更加激烈。“一方面它需要把責任分擔出去,找一些專業的市場化機構來管理,你可以看到目前很多類似深創投的機構,管理的資金越來越多;但另一方面,它要求國有資產不能流失,虧錢要追責,這對GP的壓力也很大。”他說。 在今年,一批中國GP也試圖去中東募資。但除了一些大型的知名GP,許多GP鎩羽而歸。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文化差異、中東LP結構的限制,也有軟銀愿景基金虧損的影響。 在軟銀總規模1000億美元的愿景基金一期中,沙特公共投資基金、阿聯酋主權財富基金穆巴達拉合計出資了600億美元。該基金在成立3年之中投資約700億美元,累計投資了88家創業項目,包括了滴滴出行、Uber、OYO、Wework等諸多共享經濟領域的企業。 軟銀投資的獨角獸企業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finshots 但根據今年5月軟銀公布的財報,2021財年中,軟銀愿景基金凈虧損高達2.64萬億日元,成為了全球風險投資領域的最大虧損之一。 在國資之外,險資與高凈值群體也是當前人民幣募資的主要對象,包括了產業基金、家族基金、捐贈基金、養老基金、教育基金等。 在今年,產業基金、家族基金的出資更加謹慎。一方面,許多LP在當前也存在資金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更清楚實際投資回報的重要性。 番茄資本創始人卿永告訴全天候科技,今年去募資時,一定會被問及DPI。“以前不會問DPI,都是看IRR,”卿永說:“現在一定會問我們DPI、退出過程,包括面臨的關聯交易怎么處理,投資項目和本身能力的一致性等等,他們都會問得越來越清楚。” 不僅如此,產業資本也更懂產業,在向LP介紹一個項目時,GP也越來越多的被問及這樣一個問題:“我自己都能投,為什么還要你們去投?” “我們的價值是幫LP創造他創造不了的價值,發現他發現不了的項目,談下他談不下的估值,投完后讓企業成長出來的成功率更大。”卿永說。 在今年9月,與一位投資人聊及某知名GP將LP轉為股東以延長基金存續期限的案例,這位投資人擔憂地預測,在當前的退出情況下,GP可能不得不與LP協商延長基金期限。 從行業來看,大部分人民幣基金慣用“3+2”、“5+2”的短周期模式。但在追求DPI的如今,以及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趨勢下,實際上需要風投基金對項目的成長有更多的耐心,給出更多的時間。 在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如何說服LP延長基金存續周期,或將成為許多GP的重任。 但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大多數國資LP會直接指明“子基金存續期原則上不超過8年”等,允許GP期限超過10年的人民幣LP鳳毛麟角。 而面對不愿意繼續等待的LP,GP們更加需要用多元的方式進行退出。 在風投行業挖金的過去十年中,“退出”這個環節一直被忽視,并高度依賴于回報高的IPO路徑退出。但在今年,一二級市場估值倒掛嚴重,呈現出一級市場的估值太高,而上市破發率居高不下的趨勢,IPO退出變得艱難了起來。 在過去一年中,大多數中概股股價下跌,阿里、騰訊、美團、京東等頭部互聯網企業股價堪稱驚心動魄。在消費、餐飲行業,曾經的代表企業泡泡瑪特、海底撈也紛紛褪去了光環,完美日記母公司逸仙電商更是跌落谷底。 二級市場的冷暖也在進一步向一級市場傳導。 今年年初,咖啡品牌Tims中國獲得1.94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2.3億元)融資,其修訂后的估值,從前一輪的16.88億美元調整至14億美元,下降2.88億美元,它也成為了國內新消費賽道中首個公開宣布估值縮水的品牌。 在12月初,奈雪的茶以5.25 億元收購樂樂茶 43.64% 股權,按此計算當前樂樂茶的估值在12億元左右。而在去年7月,樂樂茶坊間傳言估值40億元。 圖片來源:公告截圖 在今年,越來越多難以上市,或距離IPO仍有一段距離的項目,以并購、回購、老股轉讓、S交易等非IPO方式在市場上活躍。而股權二手交易市場宛如一個大型“擠泡沫”的無情機器,無數項目的價值重估正在進行。 “在這個節點上大家評判一個公司的價值,肯定和投資的時候邏輯是不一樣的。”華興資本并購組董事何牧認為,“從最極端的角度來看,潮水退去后,最終這個公司剩下什么,對于這家企業以及投資人來講,才是最保底的東西。” 在這個市場上,就是將過去創業項目身上所謂的品牌價值、營銷、商業模式、以規模占領市場的故事全部刨開,而看實在的內涵:利潤、產品、技術,亦或是用戶、客戶等等。 不過,即便當前有不少基金正在尋求打折轉讓投資組合中的項目股權,但并購市場的交易并不活躍。“我們看到的數據顯示,今年可能比不上前兩年的零頭。”朱海說。 分析其原因,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買方力量弱,并購基金并不多,產業投資人的信心并不足。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前并購的每個環節均尚不成熟。 “在國外做并購,每個環節都有專業人士提供一些專業化的接口的,但國內所有的接口都是非標準化的,這個事就會變得非常難。”朱海說。 無論如何,2022年都是風投行業回歸地面的一年。 “風口來的時候,覺得自己要成為下一個紅杉、高瓴,”一個產業投資人如此玩笑道:“到了今年下半年,已經完全清醒了過來,腳踏實地才是唯一真理。” 未來什么樣的GP才能走得更遠?卿永認為是真正專業的,能夠理解產業,有產業賦能能力的GP。 朱海則認為,投早期的機構和投后期的機構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影響最大的還是成長型基金。“如果只是干成長型基金,每年都要學新的東西,進入新的行業,跟著風口走,但風口永遠會走在他們之前。”朱海說。 在今年,頭部機構紛紛下場成立種子基金、加速器。紅杉中國推出了YUÈ——紅杉中國創業加速器,沈南鵬親自帶隊面向全球招募天使輪、種子輪早期項目,高瓴也推出“Aseed+”種子計劃。 “很多頭部機構正在加強他們的獵頭能力,讓獵頭去找到行業翹楚,激勵他出來創業,風投機構再對他投資。”一位投資人說。他認為,在這種”投人“的趨勢之下,留給平庸創業者的機會越來越少。 事實上,過去資本的過熱對創業者也有不小的誤導。 上述投資人說:“雖然給了他高估值,他拿了更多錢,但是很多創業者缺乏駕馭資金的能力。”在過去幾年中,他看到許多拿到了資金的創業者開起了旗艦店,換了5A級寫字樓,沒有并購能力卻做了并購……“你會在他身上看到滿滿的浮躁的氣息。” 而在如今,有投資人甚至建議不要創業了。 夢醒時分,誰都逃避不了乍寒下的苦痛,但未來也只等快速清醒,迅速前進的人。 本文來自華爾街見聞,歡迎下載APP查看更多 申耀的科技觀察: 毫無疑問,今天AI正與產業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從自動駕駛,到智慧醫療,智慧金融、智慧城市等,AI已經開始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實上,即便目前來自傳統行業用戶的AI轉型需求尚未完全激活爆發,但僅僅是浮出水面的這部分需求已經是一個萬億級別的超級市場規模。 但客觀地說,AI要走向真實的產業應用,其實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精細化工程。特別是對于行業開發者而言,不是簡單拿出一個能用的模型就好,而是必須要讓模型達到苛刻的產業和行業標準,這就需要非常復雜的工作,可能涉及到算子開發、模型開發、應用開發等數層的上百項開發環節。 因此,開發工具對于行業開發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如沒有一套完整的AI開發工具,工作就會變成彼此割裂,互不兼容的“孤島”,不僅會導致開發者在開發過程中疲于奔命,也會讓AI產業化以及產業AI化變為“泡影”。 在此背景下,NVIDIA日前宣布發布 NVIDIA AI Enterprise 3.0(簡稱NVAIE 3.0 ),這是一套能夠快速打造AI應用的一站式開發平臺,包括了模型的訓練、推理優化、部署、模型管理、云原生管理等AI應用開發上線的全流程,以往需要耗時數個月才能開發完成的AI應用,在 NVAIE 3.0 平臺下,甚至可以做到數小時完成,可以說極大地加速了行業AI的開發和部署。 從這個角度來看,NVAIE 3.0 的“應運而生”,不僅能夠全面提升行業AI開發的效率和行業落地效果,更帶來了全新的行業AI落地方式,真正為行業AI的“普惠”提供了最為堅實的技術底座,同時也為AI“扎根”百行千業夯實了牢靠的基礎。 行業AI落地三重挑戰 可以看到,今天很多行業企業正從數字化走向智能化,而這個過程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數據匯集,而是要通過實現云邊端一體的打通,從海量的數據中篩選有價值的部分,同時將AI產品的算法、算力以及各種能力在整個產業鏈路上進行靈活調用,才能夠真正實現企業和行業的智能化轉型。 與此同時,隨著行業AI落地的逐步加速,這個過程也暴露出了諸多的痛點,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做觀察: 首先,從企業角度看,不同行業的AI算法定制代碼工作量大,耗時長,無法快速實現業務上線。比如在數據準備階段,數據標注與準備非常耗時費力,約占整體開發時間50%,所以有大家常說的“沒有人工就沒有智能”。同時,定制購買AI模型后,無法自我迭代,再加上行業數據復雜度高,專家知識難以得到有效傳承。 其次,從開發角度看,由于業務繁忙,往往導致行業開發者無暇深度研究算法;相似的項目難以簡單復用,存在大量重復工作;此外,通用API具有局限性,不支持行業特定業務流程等,也讓行業AI開發難以從容入手。 最后,從部署流程看,開發者在云側開發模型,還需要部署到邊側和端側才能讓AI產生最大效果,這就要云邊端之間的兼容打通,實現端云的協同,才能讓算力、算法實現場景適配,以達到最好的AI應用效果。 以上僅僅只是行業AI落地難的“冰山一角”。換句話說,當AI技術來到了產業化周期中,需要用更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向市場提供技術與解決方案支持;更關鍵的是,產業廣泛應用AI技術時,成本要可控、難度可接受。 正是為了解決這一系列難題,2021年3月,NVIDIA 正式對外發布了NVIDIA AI Enterprise 軟件套件,這是一款讓開發者上手更快、訓練更快、部署更快的全流程平臺,可以在自動化效率和訓練精度之間達成平衡,同時能夠極大程度地降低了人工消耗,實現AI開發簡單高效。 在此基礎上,NVIDIA 又不斷進行升級和迭代,不僅應用功能更加豐富,且增加了認證的新OEM和集成商,在生態上也逐漸完善,特別是最新的NVAIE 3.0 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工作流庫,可使用對話式 AI、視覺 AI、網絡安全等簡化企業 AI 解決方案的開發和部署。同時,NVAIE 3.0 還經過全面的認證,可以在主流 NVIDIA 認證系統、NVIDIA DGX系統和公有云中運行,從而能夠在當前的多云和混合云數據中心內輕松移植AI項目。 不難發現,通過近兩年時間的積累和沉淀,NVAIE 3.0 真正為AI開發打開了低門檻的基礎通道,也為AI基礎設施通向行業應用的大門提供了一把“金鑰匙”。那么,NVAIE3.0 究竟有何獨特的能力,可以推動AI與行業的深度融合,并最大化的提升行業AI的生產力呢? “授人以漁”的NVAIE 3.0 據了解,NVAIE 3.0 提供了用于呼叫中心的智能虛擬助手、音頻轉錄和網絡安全數字指紋的 AI 工作流,能夠幫助企業減少開發時間和成本,加快部署速度。NVAIE 3.0 還加入了對各種 NVIDIA AI 框架和基礎設施選項的支持:新增對 NVIDIA Clara Parabricks 和 MONAI 的支持,從而提升對醫療服務的支持;新增對 NVIDIA AI 框架的支持,從而推動客戶服務、安全、銷售等領域的發展;擴大云認證范圍;擴大對混合數據中心的 AI 支持;擴大存儲和虛擬化支持等。具體來看: 一是,Accelerated 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支持)方面,NVAIE 3.0 支持真正的跨邊緣-核心-公有云環境,確保在不同的環境中為企業提供一致性架構、一致性管理和一致性服務,滿足企業在不同環境下使用AI應用的需求。 二是,Infrastructure Optimization(基礎設施優化)方面,NVAIE 3.0 通過GPU虛擬化、Magnum IO等技術,為企業在本地或遠程存儲與 GPU 內存之間提供直接的數據路徑,從而進一步加快 AI 工作負載。 三是,Cloud Native Management and Orchestration(云原生管理)方面,NVAIE 3.0 對云原生架構也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同時能夠部署在任何的云環境之中,即“run anywhere”,這也意味著這個平臺開發的應用或者“runtime”都可以很好的橫跨運行在任何平臺上,無論從私有云還是到公有云的環境。 四是,AI and Data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Tools(AI開發和開源軟件)方面,NVAIE 3.0 支持機器學習模型從開發到部署的完整生命周期,包括低代碼遷移學習工具TAO、主流深度學習框架TF/PyTorch、推理加速TensorRT框架、推理服務引擎等。更為關鍵的是,這些AI開發工具都是經過NVIDIA長時間測試驗證過的工具,相當于NVIDIA提前為大家做了“背書”,企業可以放心快速使用,由此可以大大減少開源軟件開發的復雜度,同時安全性和彈性也能夠得到企業級保障。 五是,AI Solution Workflows, Frameworks and Pretrained Models(AI解決方案工作流等)方面,NVAIE 3.0 提供了一個應用開發的工具閉環,幫助企業在AI、機器學習等方面快速完成從開發到部署整個AI生命周期,這是NVAIE 3.0 最為強大的功能所在,更是其獨特競爭力的“源泉”。截止目前,NVAIE 3.0 已支持 50 多個框架和預訓練模型。 以最新發布的用于呼叫中心的智能虛擬助手 AI 解決方案工作流為例,能幫助企業全天候響應客戶,從而縮短客戶的等待時間,幫助呼叫中心的人工客服騰出時間處理更復雜的問詢,同時降低成本。借助該工作流,企業能夠開發出發聲自然且能提供個性化、精準回答的智能客服。即便通話的音質較差,這些智能客服也能運用 AI 來更準確地理解客戶所表達的意思。 此外,借助音頻轉錄 AI 解決方案工作流,企業也可以使用 NVIDIA 自動語音識別技術,快速創建準確的英語、西班牙語、普通話、印地語、俄語、韓語、德語、法語和葡萄牙語轉錄文本等工作;而數字指紋 AI 解決方案工作流提供的威脅檢測功能,則能夠幫助企業實現全面的數據可見性,讓企業對整體網絡中的每個用戶、服務、賬戶和機器進行唯一的指紋識別,以檢測異常行為,提高安全性。 這些全新的工作流均使用 NVIDIA AI 框架、預訓練模型以及 Helm Chart、Jupyter notebooks 等,同時以云原生微服務的方式運行,用戶可以將這些微服務作為獨立的 Kubernetes 容器進行部署,也可將其與其他服務組合,打造精度和性能更高的生產就緒型AI應用。 值得一提的是,NVAIE 3.0 還采用了最新版本 NVIDIA TAO Toolkit 中未加密的預訓練模型和源代碼。NVIDIA TAO Toolkit 是一種低代碼的 AI 開發解決方案,用于為語音和計算機視覺 AI 應用創建高精度、自定義的生產就緒型 AI 模型。 這些未加密模型由 NVIDIA AI Enterprise 獨家提供,支持用于醫療、智慧城市和零售業的各種影像和視覺 AI 任務,例如病理腫瘤檢測、人員檢測、車輛檢測、姿態預測和動作識別;而開發者可使用未加密的預訓練模型來查看模型的權重和偏差,這有助于提高模型的可解釋性并理解模型的偏差。此外,未加密的模型更易于調試,也更易于集成到自定義 AI 應用中。 由此可見,NVAIE 3.0 提供一種全新的行業AI落地方式,通過在五個層級方面的迭代和優化,NVAIE 3.0 真正能夠以“授人以漁”的方式助力企業構建AI能力,賦能不同行業的應用開發者,讓AI變得“觸手可及”,這也是NVAIE 3.0 和市場上的其他AI開發工具相比,所構建出的獨特市場競爭力。 AI普惠最堅實的底座 作為一款端到端、云原生的 AI 和數據分析軟件套件,NVIDIA AI Enterprise無論是對行業開發者,還是對AI走進百行千業而言,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例如,德意志銀行近期就宣布與NVIDIA建立長期的創新合作關系,以加快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ML)在金融服務領域的應用,其中就包括智能虛擬形象、語音AI、欺詐檢測等。 德意志銀行在一個早期的潛在實施項目中曾利用NVAIE創建了一個3D虛擬形象,其能夠為瀏覽內部系統的員工進行導航,并為其回答人力資源相關問題。未來德意志銀行將和NVIDIA借助逼真虛擬助手和數字人,進一步重新定義個性化客戶服務。 NVIDIA 的AI能力與Omniverse Enterprise (用于構建和運行元宇宙應用的開放式計算平臺)的數字能力相結合,賦予企業探索增進與員工、面試候選人和客戶的互動能力,利用3D虛擬形象,提升24小時全天候實時服務體驗品質。 從德意志銀行的成功案例中,不難發現NVAIE 3.0 為AI“扎根”百行千業,提供了最為堅實的技術底座,同時也帶來三個方面的價值: 第一,對行業開發者而言,NVAIE 3.0 真正讓行業AI的開發更簡化,更高效。在此過程中,開發者可以通過使用NVAIE 3.0套件面向特定行業場景的預置行業工作流,滿足快速定制的需求;也可以運用NVAIE 3.0提供的工具靈活編排新的行業工作流,真正讓眾多企業邁出了自己開發AI的第一步。 第二,對整個行業生態來說,NVAIE 3.0 也會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它不僅為行業企業提供了一整套的行業AI工具套件和生產力平臺,還把開發者的創造力、行業專家的知識經驗,以及NVIDIA的核心能力有機的結合起來,一起協作構成了全新的行業AI賦能生態。 第三,從行業AI落地來看,我們知道行業AI的落地重點在于“普惠”,而NVAIE 3.0 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行業開發者平臺,加上一個強大的開發者支持生態,可以說也構成了整個行業AI普惠最為堅實的技術底座。 總的來說,隨著數據的爆發式增長,給企業利用人工智能應用帶來了更大的挑戰,但同樣也給整個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而在此過程中,NVIDIA始終保持著不斷地投入與創新,進化與迭代,通過向企業提供端到端、云原生的 AI 和數據分析軟件套件NVIDIA AI Enterprise,驅動了企業更快地走向了AI新時代,也為AI真正“扎根”百行千業奠定了關鍵基礎,其價值 “不止于現在,更關乎未來。” 億歐網: 據億歐數據統計,昨日(2022年12月29日)共披露18起投融資事件,涉及15家國內企業,3家國外企業,融資總額約69.11億元。 數量TOP1為企業服務領域,金額TOP1為金融領域。 其中,文娛傳媒領域共披露1起投融資事件,涉及0家國內企業,1家國外企業,融資總額約0.11億元。(更多行業投融資數據可查看:億歐數據) 1.Pictoria完成1148萬人民幣A輪融資,投資方為Adways Ventures、B Dash Ventures,該公司總部位于日本,是一家日本AI VTuber研發商。 截至2022年12月29日,全球文娛傳媒領域本年度共發生638起投融資事件,總融資金額約16862.56億元。國內文娛傳媒領域本年度共發生260起投融資事件,總融資金額約1457.51億元。 注: 1.文娛傳媒領域指的是億歐數據行業分類中的文娛傳媒、社交、軟件工具這3個行業。 2.上述融資金額統計,模糊金融及未披露金額已根據一定規則轉化成估算數值,并統一換算為人民幣。 回顧12月28日文娛傳媒領域投融資情況,請點擊文娛傳媒領域投融資日報(12月28日):勵頤拓獲得戰略投資 億歐數據致力于為能引領科技和產業發展的組織,提供好用的行業洞察工具,高效的商業決策服務。想要了解更多領域的詳細投融資數據,歡迎訪問億歐數據。 江瀚視野: 優步(UBER)靠近年底,網約車市場似乎又開始紅火起來,抖音入局網約車的消息引發了整個市場的熱議,很多人都在問網約車市場似乎已經有不少成熟的參與者,為啥抖音又開始入局網約車了呢? 一、抖音入局網約車市場? 據澎湃新聞的報道,有消息稱,抖音于近日開放交通出行服務的平臺服務商入駐資格,目前開放的細分類型有打車/網約車、順風車/拼車、出租車等,有計劃通過第三方出行服務商,構建自己的出行業務生態。 對此,抖音開放平臺相關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該消息不實。實際上對出行行業的服務商入駐于2019年就已經開放,抖音開放平臺也持續推進各行業/類目的開放合作。各行業/類目如果有開發者入駐,服務由開發者提供,抖音開放平臺只是提供相關工具并做好平臺監管。 同時,記者從接近抖音的知情人士處獨家獲悉,抖音自己沒有做打車平臺的計劃。外界對此事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抖音是否會進軍出行領域。此前,據記者了解,多家出行服務平臺已經以小程序形式入駐抖音。 在外賣領域,抖音已逐步建立自己的團隊。7月15日,抖音首次對外正式承認試點團購配送業務。相關負責人表示,平臺嘗試為部分需求迫切的商家開放團購商品的配送服務,目前該項目還在探索階段。 今年,華為、騰訊等也開始探索出行業務布局。華為采用聚合打車模式上線了“Petal出行”,截至目前,該服務僅支持北京、南京和深圳三座城市。騰訊則在廣東地區率先與“如祺出行”合作,上線打車業務。 二、做完外賣抖音為啥又要做網約車? 我們看到抖音入局網約車的消息,引發了整個市場的熱議,這件事我們到底該怎么看?抖音入局網約車又該如何分析呢? 首先,從整個市場發展的角度來看,當前抖音入局網約車,實際上讓人看上去不能理解,但是仔細想想卻也是情理之中,為什么這么說呢?這是因為在當前的整個市場之上,像抖音這樣的超級流量巨頭,其實面臨著巨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在整體的市場競爭之中,網約車賽道雖然不是一個特別賺錢的賽道,卻是相當多的互聯網從線上走到線下的一個可選擇的方向。對于抖音來說坐擁那么大的流量優勢,自然而然也希望能夠把流量變現,那么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入局網約車,似乎就成為了抖音比較好的一個選擇,這是當前抖音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其次,我們看到對于當前的抖音來說,它其實就是在做多元化的城市,不僅是做外賣啊送快遞啊,包括當前大家比較熟悉的本地生活,都是抖音在進行流量變現的嘗試,畢竟對于如此龐大的一個巨頭空有那么多流量,卻沒有辦法真正賺到錢,這可能是抖音最想解決的難題。所以,無論是哪個賽道,只要它是線上線下一體化邏輯,在實現的一個賽道抖音就會愿意去嘗試,也許并不能賺多少錢,但是至少給自己多了一個可能性。這就像騰訊不斷去做多重業務的邏輯一樣,抖音也在用多重業務支撐多個賽道的發展,萬一能有成功的賽道。比如說騰訊就比較成功的做成了騰訊音樂和騰訊視頻,這種就是多元化的比較有效的發展。 第三,對于當前的整個網約車產業來說,抖音的入局對市場的影響是相對比較有限的,畢竟市場的頭部已經形成,抖音即使要做的話也很難全身心的沉下心來去做,自主的網約車平臺最有可能出現的就是做類似于高德一樣的聚合平臺,站在聚合的角度來處理問題,這是有可能抖音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對于當前的抖音而言,做網約車的邏輯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嘗試,是一種試水輕量級的網約車,可能才是抖音的玩法,而在當前市場之上,多一個輕量級的網約車平臺,對于市場的影響是相對有限的,市場的格局也比較難以被徹底打破。所以對于當前的整個市場來說,網約車企業可能會關注抖音的入局,但是抖音對他們直接的沖擊和影響,相信不會太大。@今日話題@雪球達人秀@投資煉金季 價值研究所: 經過疫情爆發初期的飛速增長后,美國生鮮電商Instacart開始直面估值泡沫的破裂。 據外媒報道,Instacart近日主動將其估值下調至100億美元,這已經是該公司年內第四次自降估值。與此同時,Instacart內部也經歷了一系列人事動蕩,各項新業務的開展狀況并不順利。 10月底,Instacart負責廣告業務的副總裁Ryan Mayward透過社交媒體宣布離職,這是距離其接替前首席營收官Seth Dallaire掌管Instacart的廣告部門不過短短1年左右。而且就在Ryan Mayward離職之后不久,Instacart再次叫停IPO計劃,原因是對市場前景感到悲觀。 雖然Instacart將擱置IPO的鍋甩給了市場大環境,但一眾媒體、分析師都能看出,自身業務面臨的瓶頸,才是Instacart最大的麻煩。不斷下調的估值,就是最好的證據。 從中國的每日優鮮、叮咚買菜,到美國的Instacart,生鮮電商平臺在過去一年遭遇了諸多挑戰。這不禁令人發出疑問:究竟還有誰能做好生鮮電商這盤生意? (圖片來自UNsplash) 2012年6月,Instacart在美國加州正式成立。從名字就能看出,這家公司要做的是生意及其賣點——instant表示即時,cart及購物車,主打“一小時達”的生鮮即時配送服務就是Instacart的看家本領。 Instacart的商業模式并不復雜,平臺采取的是輕資產運營,為用戶、商家提供撮合交易的橋梁,用戶線上下單,商家準備商品,眾包騎手負責配送到家。目前,Instacart的業務輻射北美5500多個城市,85%以上的美國家庭和70%的加拿大家庭都使用過該平臺的服務。 快,是Instacart的王牌。在外賣軟件尚未普及,亞馬遜都沒法實現及時達的年代,Instacart做到了“一小時達”。大幅縮短的配送時間,讓易損耗的生鮮消費線上化成為現實。國內的一眾生鮮電商、即時零售平臺——包括美團、達達、叮咚買菜等,都從Instacart的身上吸取了不少靈感。 和國內一樣,在疫情爆發之后,北美消費者的生鮮線上購物需求暴漲,Instacart也迎來了紅利期。為了滿足高速增長的配送需求,Instacart一度啟動多項臨時招聘計劃,在2020年上半年擴招了近30萬名跑腿員工。 然而,回顧其的發展歷程能發現,Instacart作為美國生鮮電商、即時零售的開荒者,確實成功建立了先發優勢,在一級市場融資不斷、估值一路飆升,但也過早承擔了資本的無限欲望。估值和企業自身價值的錯位,早已為日后的泡沫破裂埋下伏筆。 2015年完成2.2億美元C輪融資時,Instacart的估值暴漲至20億美元,正式邁進獨角獸行列。2017年和2018年分別完成D、E輪融資之后,隨著另一家日雜百貨配送服務商Webvan的破產,Instacart一家獨大的趨勢愈發明顯,估值也整整翻了一倍,達到47億美元。 接下來就來到Instacart的高光時刻——2020年。這一年疫情席卷北美,Instacart則逆勢而上,一年內連續完成了三輪融資,共籌集了4.35億美元資金,估值達到177億美元。2021年首次傳出IPO傳聞時,其估值已高達近500億美元。 50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在當時,這是美國估值第二高的獨角獸,僅次于馬斯克的SpaceX,超過了英特爾旗下的Mobileye。 不過疫情紅利總有消退的時候。來到2022年,下調估值對于Instacart來說變成了家常便飯。 今年3月、7月和10月,Instacart已三次主動下調員工購買公司股票的行使價,對應的股票公允價值一路從去年底的390億美元下調至130億美元。第四度自降身價將估值下調至100億美元之后,Instacart的估值就只剩巔峰時期的20%左右。 在價值研究所(ID:jiazhiyanjiusuo)看來,如今估值泡沫破裂,更像是資本市場和Instacart的一次自我修正。去年從Meta跳槽而來的CEO Fidji Simo則在近期接受采訪時承認,Instacart不得不“面對現實”,并強調降低估值不會損害員工在股權獎勵方面的收益。 不過在Instacart內部,Fidji Simo這番話并沒有完全穩定軍心。據外媒爆料,不少高層和員工都對Instacart的前景感到悲觀,近期已在私募市場大幅拋售所持有的公司期權。 自家員工都失掉了信心,Instacart遭遇瓶頸是不爭的事實。畢竟國內一眾生鮮電商平臺的日子也不好過,行業大環境急轉直下也是業內共識。 但最令人擔憂的是,Instacart和每日優鮮們,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運營模式。如今兩種模式都遭遇困境,難道真的沒人能做好生鮮電商生意? 正如前文所說,Instacart一直堅持輕資產運營,沒有自建倉庫,配送團隊都采取眾包模式,可以說是想盡一切辦法經營壓縮成本。 在成立初期,Instacart甚至沒有組建自己的配送團隊。僅僅為商家和用戶提供軟件服務,商品分揀、配送都有商家承擔,更像一家SaaS服務商。至于Instacart的工作重心,都放在開拓商家資源和提高用戶留存率上。 從一開始,Instacart就和全食超市連鎖店、西夫韋、好市多等零售巨頭達成合作。在當時,Instacart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玩法:比如允許用戶在不同超市挑選商品合并下單,還保證商品價格與線下店一致。開放性的系統能最大限度滿足用戶的不同需求、訂單迅速增長,和各大商超自然也是合作無間。 然而,在用戶和進駐的商家越來越多,平臺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之后,利益分配不均、對配送團隊缺乏掌控力等問題也愈發突出。這些新挑戰,迫使Instacart作出改變。 Instacart的早期運費一直固定在5.99美元,配送半徑也有一定局限。為了吸引零售商進駐,平臺還免除了提供自營配送服務的商家傭金,以營收分成的形式開展合作。但問題在于,不同商家的配送團隊質量參差不齊且流動性大,甚至對系統的接單、導航功能都缺乏足夠認識。 價值研究所(ID:jiazhiyanjiusuo)認為,Instacart在資本市場的節節敗退,最終還得歸因于生鮮電商平臺的無解難題——成本。 Instacart在后期逐漸意識到,自建配送團隊的重要性。然而,為了維持低價優勢、提高用戶留存率,Instacart不敢貿然提高配送費;配送團隊雖然采取眾包模式,省卻了正式員工的各種福利開銷,但仍顯著加重了平臺的運營成本,導致毛利被壓縮。 政策的壓力,也客觀上推高了Instacart的成本。在創始之初,Instacart通過軟件向分散于各地的超市配送員、兼職員工派發訂單,雙方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雇傭關系,有關部門的監管也相當寬松。但隨著外包配送團隊的出現,要求Instacart為派遣員工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和Instacart相似,國內的生鮮電商平臺也飽受成本之困。但和Instacart主要受制于人力成本不同,國內的平臺壓力更分散:前置倉等固定資產的運營成本,還有營銷、獲客成本,都帶來了異常沉重的壓力。 早在2019年每日優鮮、叮咚買菜大肆擴張的時期,就有分析師為它們算過這本賬。以北京為例,一個前置倉的日常運營成本接近5萬/月,包括租金、攤銷的建設成本、人力成本、水電等基礎費用。前面兩項成本相對固定,而且越是發達的城市、地區成本越高,基本沒有壓縮的空間。 這就意味著,平臺必須維持高頻訂單量,才能覆蓋各項支出,走的一直是薄利多銷路線。但用戶是有限的,為了爭搶用戶資源,平臺的營銷支出必然會上升,這還沒計算各類補貼。 二季度財報顯示,叮咚買菜凈利潤錄得2060萬凈利潤,實現階段性盈利,主要就得益于銷售和營銷支出同比下降64%。但在營銷支出下降和階段性盈利的背后,叮咚買菜業務收縮、DAU停滯不前等問題也被擺上桌面。 在前段時間接受媒體采訪時,盒馬鮮生CEO侯毅就表達過對前置倉模式的質疑。 “前置倉是不合理的,除非能大規模收回物流成本,才有機會實現盈利。通過補貼搶市場、搶用戶的行為,也被證實是不健康。” 如果眾包模式和前置倉模式都無法征服生鮮電商這塊硬骨頭,那么還有哪種模式可以一戰呢? 客觀地說,生鮮電商這盤生意依舊很誘人。 艾瑞咨詢的報告指出,國內生鮮零售規模在2017年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狀態,2021和2022年同比增速分別達到8.5%和7.4%,處于近年來的最佳水平。從用戶組成來看,26-35歲年齡段的消費者占比最高,達到49.7%,其次是36-45歲年齡段的32%。 談及選擇生鮮電商平臺的原因時,高達59.2%的用戶提到“線上購買更方便”,價格實惠、配送速度快也是重要因素。上述數據表明,中國的生鮮電商消費群還十分年輕。而且對這批年輕消費者來說,生鮮電商已經日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復購頻率顯著提升。 換句話說,國內的生鮮電商市場潛力滿滿,未來仍有很大增長空間。面對這樣一塊寶地,各大平臺當然不會輕易放棄。 (圖片來自艾瑞咨詢) 生鮮電商行業的成本難題,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市場門檻低,各平臺缺乏差異化和護城河。 Instacart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早期可以靠軟件系統提高訂單分配效率,并為騎手規劃路線節省配送時間,但這些技術并不具備壁壘。在亞馬遜、Uber等競爭對手入局之后,Instacart的優勢就消失于無形。 這樣一來,Instacart就變得進退維谷:這一邊為了留住客戶不敢提高配送費,那一邊又要為維護配送團隊不斷花錢,成本失控在所難免。 對癥下藥,生鮮電商平臺的當務之急,無疑是處理成本難題。尤其是在獲客、用戶留存和履約能力上下功夫,建立自己的差異化優勢。 在北美,Instacart嘗試過很多方式壓縮成本、提高利潤。比如大力開發廣告業務,并效仿亞馬遜Prime會員推出付費業務,但對公司業績的幫助始終有限。 在國內,各大平臺還在探索壓縮成本、提高人員效率的方法。以盒馬、京東七鮮超市為首的新零售玩家,在全力推廣倉店一體化模式,希望通過線下渠道觸達用戶,節省線上引流、營銷開支;聚焦垂直領域的花果山和走B2B路線的好鮮生等平臺,則通過壓縮SKU的方式降低運營成本。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平臺將重心放在末端配送環節,在社區團購風口隕落之后,另一種倡導用戶自提的生鮮“到柜”模式悄然興起。 諸如好鮮家、食行生鮮等平臺就在社區、商務中心投放大量生鮮自提柜,用戶線上下單、騎手配送到指定位置再由用戶自行提取,提升了配送效率并降低了履約成本。 一直以來,生鮮電商平臺的最后一公里爭奪戰都在比拼配送效率和覆蓋范圍,給自己增加負擔,同時不斷提高用戶的滿足閾值。如今換一種思路,讓用戶來參與最后一公里配送,或許真的會帶來不同的效果。 當然,生鮮電商的成本難題不是那么容易解決,圍繞最后一公里的創新能否取得成功,也還需時間檢驗。 網友們可能并不清楚,Instacart的印度裔創始人Apoorva Mehta是一個標準的“創業達人”,但創業經歷一直充滿波折。據外媒統計,誕生于2012年的Instacart,已經是Apoorva Mehta的第20個創業項目,也是延續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一個。 在巔峰時期,Instacart的估值逼近500億美元,被譽為“送餐界的Uber”,同時也是美團等一眾中國企業的偷師對象。對于Instacart的發展前景,Apoorva Mehta也一直充滿信心。 在他看來,Instacart不是想成為“送餐界的Uber”,更不想成為任何公司的影子——Instacart的存在,是為了重新定義一個行業,滿足用戶的切身需求。 “當你創立一家公司的時候,不應該只是把它當做一家公司。創立一家公司,意味著你要為社會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在Instacart大紅大紫的時候,Apoorva Mehta曾如此闡述自己的創業理念。 不幸的是,和過往那些失敗的創業項目一樣,Instacart如今也撞上了天花板,前方面臨重重迷霧。但幸運的是,生鮮電商配送這條賽道依舊充滿活力,Instacart不會輕易被擊垮,Apoorva Mehta仍有時間力挽狂瀾。阿里巴巴(BABA)京東(JD)美團-W(03690) EasyStack: 12月27日,由《金融電子化》雜志社主辦的“2022中國金融科技年會暨第十三屆金融科技應用創新獎頒獎典禮”舉辦。易捷行云EasyStack“金融行業云原生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從398項申報項目中脫穎而出,在項目先進性、項目創新點、項目對推動數字化轉型及提升服務能力的作用、社會及經濟效益等維度,受到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的領導和專家評審專家的一致好評,榮獲“2022科技賦能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突出貢獻獎”。 當前,數字化轉型已成各行各業穩發展的“必答題”,對于站在數字化轉型潮頭浪尖的金融行業來說更是如此。在數字化和信創化雙輪驅動下,金融行業持續高速發展。 在金融行業,私有云建設以應用為驅動,經歷了從測試應用到核心應用,從單一業務到全面云化的過程,持續走向縱深。金融機構數據中心的云化路徑分別經歷以虛擬化算力為考量,兼容并蓄傳統基礎設施;以應用為中心,綜合部署裸金屬、虛擬機、容器,云平臺建設與管理復雜度隨之提升;以云原生為核心,進行應用重構,進而實現全面云化。因此,金融私有云在數年的發展中經歷了不同階段,選擇了不同架構,導致建設、部署和運維過程中的碎片化和復雜性問題愈發嚴重,簡單應用云管軟件無法深度整合資源,也無法支撐創新應用。金融私有云亟需一套云平臺,實現平滑演進,在滿足應用優化的同時兼顧基礎設施的升級,從而兼容不同歷史階段,并為未來發展留出空間。數字基礎設施將要從斷代式構建走向漸進式進化的數字原生基礎設施,數字原生基礎設施將改變企業數字化轉型和企業使用云計算的方式。 在這一趨勢下,易捷行云EasyStack于今年8月發布基于數字原生引擎EOS的數字原生基礎設施具備可進化架構、數字驅動模型、開源生態產品化、漸進式路徑,全云能力就緒、運營消費模型六大特征。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三大場景化路徑,基于數字原生基礎引擎EOS發布云基礎設施解決方案ECF、云原生基礎設施解決方案ECNF、數字全云能力解決方案ECS三大數字原生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并針對金融行業,推出金融行業數字原生全云能力解決方案,覆蓋金融分布式核心場景、金融云原生場景、金融信創云和金融行業云等四大場景,將原來碎片化、煙囪式的建設變成信創和非信創一體化建設,統一向上提供能力,持續為金融行業“數字化、信創化”的探索提供支撐。 其中,云原生基礎設施解決方案ECNF,以容器技術為核心,通過可進化的云原生基礎設施將容器、虛擬化、存儲、SDN網絡、操作系統通過數字原生引擎EOS整合,提供面向微服務應用的云原生產品套件 ECNS,包括Kubernetes容器服務、容器應用中心、安全容器實例、DevOps平臺、容器鏡像服務、云原生云主機等一系列產品,具備云平臺的彈性和分布式優勢,實現應用的安全強隔離、快速部署、按需伸縮、持續交付等場景需求。 目前,易捷行云EasyStack構建金融云100+朵。在銀行業,構建了銀行業最大規模生產云之一,服務器規模10000+臺;構建了銀行業最大規模生產信創云之一,服務器累計4000+臺,單集群1000+臺;在證券業,服務了70%的證券行業一期和二期信創試點單位。金融行業之外,易捷行云EasyStack服務了政府、電信、能源等 1000+關鍵行業企業,部署規模超過10+萬臺服務器。公司在2019年獲得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D輪戰略融資,連續四年蟬聯《IDC中國云系統軟件市場份額報告》中國專業私有云企業第一。 羅超頻道: 經過疫情爆發初期的飛速增長后,美國生鮮電商Instacart開始直面估值泡沫的破裂。 據外媒報道,Instacart近日主動將其估值下調至100億美元,這已經是該公司年內第四次自降估值。與此同時,Instacart內部也經歷了一系列人事動蕩,各項新業務的開展狀況并不順利。 10月底,Instacart負責廣告業務的副總裁Ryan Mayward透過社交媒體宣布離職,這是距離其接替前首席營收官Seth Dallaire掌管Instacart的廣告部門不過短短1年左右。而且就在Ryan Mayward離職之后不久,Instacart再次叫停IPO計劃,原因是對市場前景感到悲觀。 雖然Instacart將擱置IPO的鍋甩給了市場大環境,但一眾媒體、分析師都能看出,自身業務面臨的瓶頸,才是Instacart最大的麻煩。不斷下調的估值,就是最好的證據。 從中國的每日優鮮、叮咚買菜,到美國的Instacart,生鮮電商平臺在過去一年遭遇了諸多挑戰。這不禁令人發出疑問:究竟還有誰能做好生鮮電商這盤生意? (圖片來自UNsplash) 2012年6月,Instacart在美國加州正式成立。從名字就能看出,這家公司要做的是生意及其賣點——instant表示即時,cart及購物車,主打“一小時達”的生鮮即時配送服務就是Instacart的看家本領。 Instacart的商業模式并不復雜,平臺采取的是輕資產運營,為用戶、商家提供撮合交易的橋梁,用戶線上下單,商家準備商品,眾包騎手負責配送到家。目前,Instacart的業務輻射北美5500多個城市,85%以上的美國家庭和70%的加拿大家庭都使用過該平臺的服務。 快,是Instacart的王牌。在外賣軟件尚未普及,亞馬遜都沒法實現及時達的年代,Instacart做到了“一小時達”。大幅縮短的配送時間,讓易損耗的生鮮消費線上化成為現實。國內的一眾生鮮電商、即時零售平臺——包括美團、達達、叮咚買菜等,都從Instacart的身上吸取了不少靈感。 和國內一樣,在疫情爆發之后,北美消費者的生鮮線上購物需求暴漲,Instacart也迎來了紅利期。為了滿足高速增長的配送需求,Instacart一度啟動多項臨時招聘計劃,在2020年上半年擴招了近30萬名跑腿員工。 然而,回顧其的發展歷程能發現,Instacart作為美國生鮮電商、即時零售的開荒者,確實成功建立了先發優勢,在一級市場融資不斷、估值一路飆升,但也過早承擔了資本的無限欲望。估值和企業自身價值的錯位,早已為日后的泡沫破裂埋下伏筆。 2015年完成2.2億美元C輪融資時,Instacart的估值暴漲至20億美元,正式邁進獨角獸行列。2017年和2018年分別完成D、E輪融資之后,隨著另一家日雜百貨配送服務商Webvan的破產,Instacart一家獨大的趨勢愈發明顯,估值也整整翻了一倍,達到47億美元。 接下來就來到Instacart的高光時刻——2020年。這一年疫情席卷北美,Instacart則逆勢而上,一年內連續完成了三輪融資,共籌集了4.35億美元資金,估值達到177億美元。2021年首次傳出IPO傳聞時,其估值已高達近500億美元。 50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在當時,這是美國估值第二高的獨角獸,僅次于馬斯克的SpaceX,超過了英特爾旗下的Mobileye。 不過疫情紅利總有消退的時候。來到2022年,下調估值對于Instacart來說變成了家常便飯。 今年3月、7月和10月,Instacart已三次主動下調員工購買公司股票的行使價,對應的股票公允價值一路從去年底的390億美元下調至130億美元。第四度自降身價將估值下調至100億美元之后,Instacart的估值就只剩巔峰時期的20%左右。 在價值研究所(ID:jiazhiyanjiusuo)看來,如今估值泡沫破裂,更像是資本市場和Instacart的一次自我修正。去年從Meta跳槽而來的CEO Fidji Simo則在近期接受采訪時承認,Instacart不得不“面對現實”,并強調降低估值不會損害員工在股權獎勵方面的收益。 不過在Instacart內部,Fidji Simo這番話并沒有完全穩定軍心。據外媒爆料,不少高層和員工都對Instacart的前景感到悲觀,近期已在私募市場大幅拋售所持有的公司期權。 自家員工都失掉了信心,Instacart遭遇瓶頸是不爭的事實。畢竟國內一眾生鮮電商平臺的日子也不好過,行業大環境急轉直下也是業內共識。 但最令人擔憂的是,Instacart和每日優鮮們,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運營模式。如今兩種模式都遭遇困境,難道真的沒人能做好生鮮電商生意? 正如前文所說,Instacart一直堅持輕資產運營,沒有自建倉庫,配送團隊都采取眾包模式,可以說是想盡一切辦法經營壓縮成本。 在成立初期,Instacart甚至沒有組建自己的配送團隊。僅僅為商家和用戶提供軟件服務,商品分揀、配送都有商家承擔,更像一家SaaS服務商。至于Instacart的工作重心,都放在開拓商家資源和提高用戶留存率上。 從一開始,Instacart就和全食超市連鎖店、西夫韋、好市多等零售巨頭達成合作。在當時,Instacart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玩法:比如允許用戶在不同超市挑選商品合并下單,還保證商品價格與線下店一致。開放性的系統能最大限度滿足用戶的不同需求、訂單迅速增長,和各大商超自然也是合作無間。 然而,在用戶和進駐的商家越來越多,平臺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之后,利益分配不均、對配送團隊缺乏掌控力等問題也愈發突出。這些新挑戰,迫使Instacart作出改變。 Instacart的早期運費一直固定在5.99美元,配送半徑也有一定局限。為了吸引零售商進駐,平臺還免除了提供自營配送服務的商家傭金,以營收分成的形式開展合作。但問題在于,不同商家的配送團隊質量參差不齊且流動性大,甚至對系統的接單、導航功能都缺乏足夠認識。 價值研究所(ID:jiazhiyanjiusuo)認為,Instacart在資本市場的節節敗退,最終還得歸因于生鮮電商平臺的無解難題——成本。 Instacart在后期逐漸意識到,自建配送團隊的重要性。然而,為了維持低價優勢、提高用戶留存率,Instacart不敢貿然提高配送費;配送團隊雖然采取眾包模式,省卻了正式員工的各種福利開銷,但仍顯著加重了平臺的運營成本,導致毛利被壓縮。 政策的壓力,也客觀上推高了Instacart的成本。在創始之初,Instacart通過軟件向分散于各地的超市配送員、兼職員工派發訂單,雙方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雇傭關系,有關部門的監管也相當寬松。但隨著外包配送團隊的出現,要求Instacart為派遣員工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強烈。 和Instacart相似,國內的生鮮電商平臺也飽受成本之困。但和Instacart主要受制于人力成本不同,國內的平臺壓力更分散:前置倉等固定資產的運營成本,還有營銷、獲客成本,都帶來了異常沉重的壓力。 早在2019年每日優鮮、叮咚買菜大肆擴張的時期,就有分析師為它們算過這本賬。以北京為例,一個前置倉的日常運營成本接近5萬/月,包括租金、攤銷的建設成本、人力成本、水電等基礎費用。前面兩項成本相對固定,而且越是發達的城市、地區成本越高,基本沒有壓縮的空間。 這就意味著,平臺必須維持高頻訂單量,才能覆蓋各項支出,走的一直是薄利多銷路線。但用戶是有限的,為了爭搶用戶資源,平臺的營銷支出必然會上升,這還沒計算各類補貼。 二季度財報顯示,叮咚買菜凈利潤錄得2060萬凈利潤,實現階段性盈利,主要就得益于銷售和營銷支出同比下降64%。但在營銷支出下降和階段性盈利的背后,叮咚買菜業務收縮、DAU停滯不前等問題也被擺上桌面。 在前段時間接受媒體采訪時,盒馬鮮生CEO侯毅就表達過對前置倉模式的質疑。 “前置倉是不合理的,除非能大規模收回物流成本,才有機會實現盈利。通過補貼搶市場、搶用戶的行為,也被證實是不健康。” 如果眾包模式和前置倉模式都無法征服生鮮電商這塊硬骨頭,那么還有哪種模式可以一戰呢? 客觀地說,生鮮電商這盤生意依舊很誘人。 艾瑞咨詢的報告指出,國內生鮮零售規模在2017年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狀態,2021和2022年同比增速分別達到8.5%和7.4%,處于近年來的最佳水平。從用戶組成來看,26-35歲年齡段的消費者占比最高,達到49.7%,其次是36-45歲年齡段的32%。 談及選擇生鮮電商平臺的原因時,高達59.2%的用戶提到“線上購買更方便”,價格實惠、配送速度快也是重要因素。上述數據表明,中國的生鮮電商消費群還十分年輕。而且對這批年輕消費者來說,生鮮電商已經日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復購頻率顯著提升。 換句話說,國內的生鮮電商市場潛力滿滿,未來仍有很大增長空間。面對這樣一塊寶地,各大平臺當然不會輕易放棄。 (圖片來自艾瑞咨詢) 生鮮電商行業的成本難題,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市場門檻低,各平臺缺乏差異化和護城河。 Instacart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早期可以靠軟件系統提高訂單分配效率,并為騎手規劃路線節省配送時間,但這些技術并不具備壁壘。在亞馬遜、Uber等競爭對手入局之后,Instacart的優勢就消失于無形。 這樣一來,Instacart就變得進退維谷:這一邊為了留住客戶不敢提高配送費,那一邊又要為維護配送團隊不斷花錢,成本失控在所難免。 對癥下藥,生鮮電商平臺的當務之急,無疑是處理成本難題。尤其是在獲客、用戶留存和履約能力上下功夫,建立自己的差異化優勢。 在北美,Instacart嘗試過很多方式壓縮成本、提高利潤。比如大力開發廣告業務,并效仿亞馬遜Prime會員推出付費業務,但對公司業績的幫助始終有限。 在國內,各大平臺還在探索壓縮成本、提高人員效率的方法。以盒馬、京東七鮮超市為首的新零售玩家,在全力推廣倉店一體化模式,希望通過線下渠道觸達用戶,節省線上引流、營銷開支;聚焦垂直領域的花果山和走B2B路線的好鮮生等平臺,則通過壓縮SKU的方式降低運營成本。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平臺將重心放在末端配送環節,在社區團購風口隕落之后,另一種倡導用戶自提的生鮮“到柜”模式悄然興起。 諸如好鮮家、食行生鮮等平臺就在社區、商務中心投放大量生鮮自提柜,用戶線上下單、騎手配送到指定位置再由用戶自行提取,提升了配送效率并降低了履約成本。 一直以來,生鮮電商平臺的最后一公里爭奪戰都在比拼配送效率和覆蓋范圍,給自己增加負擔,同時不斷提高用戶的滿足閾值。如今換一種思路,讓用戶來參與最后一公里配送,或許真的會帶來不同的效果。 當然,生鮮電商的成本難題不是那么容易解決,圍繞最后一公里的創新能否取得成功,也還需時間檢驗。 網友們可能并不清楚,Instacart的印度裔創始人Apoorva Mehta是一個標準的“創業達人”,但創業經歷一直充滿波折。據外媒統計,誕生于2012年的Instacart,已經是Apoorva Mehta的第20個創業項目,也是延續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一個。 在巔峰時期,Instacart的估值逼近500億美元,被譽為“送餐界的Uber”,同時也是美團等一眾中國企業的偷師對象。對于Instacart的發展前景,Apoorva Mehta也一直充滿信心。 在他看來,Instacart不是想成為“送餐界的Uber”,更不想成為任何公司的影子——Instacart的存在,是為了重新定義一個行業,滿足用戶的切身需求。 “當你創立一家公司的時候,不應該只是把它當做一家公司。創立一家公司,意味著你要為社會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在Instacart大紅大紫的時候,Apoorva Mehta曾如此闡述自己的創業理念。 不幸的是,和過往那些失敗的創業項目一樣,Instacart如今也撞上了天花板,前方面臨重重迷霧。但幸運的是,生鮮電商配送這條賽道依舊充滿活力,Instacart不會輕易被擊垮,Apoorva Mehta仍有時間力挽狂瀾。美團-W(03690)京東(JD)阿里巴巴(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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