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心理發展描述：：此時無墻勝有墻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墻的。后來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并沒有長安和洛陽那樣高貴的出身，也比不上開封和北京。在中華帝國最為燦爛的兩漢和唐宋，它是默默無聞和毫不起眼的。直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于海上貿易的緣故，作為華亭縣最大市鎮的上海才開始設縣，從此踏上了另一條城市之路。此后又磨磨蹭蹭了兩個半世紀，上海才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勉勉強強地修建了城墻，卻是圓的，原因據說是經費不足。然而即便是這個最省錢的城墻，也還是在1843年開埠以后，由于官紳士商的一致呼吁而被拆除，理由則是城門和城墻妨礙了車馬行旅和金融商情。原來的墻址上，便有了一條圓圓的馬路。 上海縣真的變成了上海灘，四通八達，平坦開闊，一點神秘感、隱蔽感和安全感都沒有。然而怎么樣呢？涌進上海的人逐年遞增。近一點的蘇州、寧波，遠一點的廣東、香港，再遠一點的歐美、印度、猶太和阿拉伯，無論有錢還是沒錢，城里人還是鄉下人，都競相跨入這“冒險家的樂園”。結果是鬼佬與赤佬并駕，阿三與癟三齊驅，官人與商人爭奇，妓女與淑女斗艷。開放的上海灘華洋雜處，賢愚俱存，貧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國的長安。問題是，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沒有城墻。這么多的人趨之若鶩，又是為了什么？為了自由。自由是城市的特質。很難準確知道這個特質產生于什么時候，但肯定與商業有關。事實上在漢語中，城與市意味著不同的功能：城主要是政治的，比如京城和縣城；市則更多是商業的，比如集市和街市。城市的性質不同，傾向性也不同。 比如安特衛普。歷史上屬于尼德蘭（The Netherlands），現在屬于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在公元16世紀是歐洲最富有的商業城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和信貸中心。據說，那時歐洲各國在這里設立的商行和代辦處多達千家，每天往來的外國商人有五六千，港口則可以同時停泊兩千艘船只，其繁榮和繁忙有如我國唐代的廣州、宋代的明州（寧波）和泉州。繁榮和繁忙是因為開放。安特衛普城內交易所門前懸掛的標牌，便是“供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這也是尼德蘭北部城市阿姆斯特丹和英國倫敦的共性。而且，由于倫敦更加開放，終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首都。直到20世紀仍然存在的17家總部設在倫敦的商業銀行，竟有15家的創始人是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開放帶來的是自由。正如后面還要詳細講到的，中世紀歐洲某些自治城市（city status）甚至規定，逃亡的農奴如果在城里住夠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為自由人。由此，還產生了一句民諺——“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當年的上海就是這樣。熱血沸騰的革命黨，精于算計的生意人，個性張揚的藝術家，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都能在這里出出進進。二戰期間，上海甚至敞開大門接納了大量被納粹追殺迫害的猶太人，把自由的旗幟高高舉起。沒有城墻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是的，此時無墻勝有墻。其實，如果僅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國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圍子就已經很好。問題在于，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四世同堂，固若金湯，鄰里守護相望，土圍子的封閉性也終歸會大于開放性。因此，在那里不會有使人自由的空氣，弄不好還會相反。必須有一種新型的聚落，既能相互認同，又能各得其所；既能保證安全，又能讓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這種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新聚落（城市）與老聚落（土樓）的最大區別，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關系一定是“超血緣”的。他們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會超出地域的范圍，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雜居和混血。 這就必定產生出兩個新的東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關系”，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事務”。處理這樣的事務和關系，氏族部落時代的辦法和規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公共機關”，以及如何行使權力的“公共規則”。關系、事務、權力、機關和規則都是公共的，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而且我們知道，這個公共規則就叫法律，這個公共權力就叫公權，這個公共機關就叫國家，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就應該叫公職人員或公務員，甚至公仆。他們和公共機關的任務，是依照公共規則并使用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處理公共關系。這就是城市帶來的變化。 于是，以城市為標志，國家誕生。也就在這天，“或”變成了“國”。變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國民。所謂國民，就是依靠公共權力來處理公共關系和公共事務的人民；而國家，則是利用公共權力來保證國民安全與自由的公共機關。因此，對于國家和國民，頭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權力——交給誰？誰來交？怎么用？不同的國家模式和體制，由此產生。